前言

　　“苦干”创造了《苦干》的中国传奇

　　对历史最好的致敬，就是创造新的历史。

　　2013年3月，在即将年满60周岁时，我离开重庆市委宣传部工作岗位，转到重庆市人大任职。同时仍兼任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西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

　　一位老领导说：“周勇的幸福生活开始了！”重新回到学术的轨道，重新开始一个学者的学术生涯。我认为，一个人能够为国家民族干点事，这是幸运，因为党组织把机会给了我；公事毕，干自己的专业，尤其是把这些年因为行政工作繁重而放下的学术项目做起、做好，这是对时代的负责，是对传统的继承，是向前人的报告，当然更是作为学人的责任。我认为，这就是幸福。这就是我的幸福观。

　　12年来，我主编出版了《复兴文库》（第七、九卷）、《中国抗战大后方海外文献译编选》（7卷）、《重庆近代城市研究丛书》（8卷）、《重庆抗战图史》（3卷）、《全球视野下的近代重庆丛书》（7卷）、《史迪威与中国战区统帅部影像集》（2卷）、《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影像中国七十年？重庆卷》，撰写出版了《〈苦干〉与战时重庆》《历史学视野中的红岩精神研究》《走向平等——战时重庆的外交界与中国现代外交的黎明曙光： 1938-1946》《重庆开埠史话》《湖广填川重庆篇》《重庆简史》《江山红叶》等著作。这些都是在过去几十年积累的基础上完成的，是对过去工作的继续。

　　真正从头开始，白手起家的是《苦干》这项研究。因此，发现《苦干》、引进《苦干》、研究《苦干》、传播《苦干》是我60岁后重新开启的第一个学术领域。

　　12年中，我们经历了一个在巨大价值、探索未知的吸引下，非常艰难地开拓，逐渐清晰丰满的过程——从一无所知到略知一二，进而深入研究，开始收获；从一无所有到多有积累，进而著书立说，渐入新境；从囿于重庆到立足中国，牵手美国，跨国（境）交流和合作，创造出了我们过去不曾想过，或虽有灵光一闪但从不奢望，但最后却梦想成真的经历。

　　回头看来，《苦干》是一个传奇，是80多年来，中美两国民间学者合作创造的传奇。

　　《苦干—中国不可战胜的秘密》是一部极具传奇色彩的电影史诗巨片。这是第一部由美国拍摄制作的反映中国抗战历史的彩色电影纪录片、第一部由海外华人策划筹资拍摄的电影纪录片、第一部影响美国援华政策的电影作品，也是唯一一部全景反映中国大后方抗战的历史画卷。《苦干》具有百科全书式的历史和艺术含量，成为无可替代的影像史料，具有独特的价值和魅力。

　　以2014年-2015年《苦干》回到中国为标志，“《苦干》传奇”分为“美国传奇”与“中国传奇”两个部分。

　　首先是“《苦干》的美国传奇”。

　　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美籍华裔艺术家李灵爱与美国记者斯科特，以巨大的勇气和无畏的精神，拍摄了这部记录中国人民抗战历史和精神的伟大作品，向世界观众揭示了“中国不可战胜的秘密”。尤为珍贵的是，影片完整记录了“八一九”重庆大轰炸的震撼场景，成为现存唯一彩色影像史料，被誉为“史诗级”历史文献。影片1941年公映后受到美国观众的热烈欢迎，并于1942年荣获第十四届奥斯卡奖纪录片特别奖。但战后消失了，以至于成为奥斯卡电影学院的档案库中被注明为“遗失的影片”。60多年后的2009年，美籍华裔电影人罗宾龙找到了遗失已久的《苦干》，发掘了《苦干》背后的传奇故事。华裔学者李丹柯“牵线搭桥”，促成了中美两国学者的合作。这构成了“《苦干》的美国传奇”。

　　更值得说道的是“《苦干》的中国传奇”。

　　2014年-2015年，以我为代表的中国团队（简称“中国团队”）历尽艰辛，从美国将《苦干》作为学术资料引进到中国，开启了中国学者继续发掘、整理《苦干》的影像资料、文献史料，研究《苦干》及其历史，并创新性拍摄电影电视的学术、文化进程，创造了新的中国的《苦干》产品。

　　从2014年-2025年，中国团队从美国的不同渠道搜集到零散的《苦干》片段，创新译制了一部完整的《苦干》中文版纪录片。这项工作犹如一把打开历史之谜的钥匙，初步破译了《苦干》的前世。在这12年中，中国团队在美国和中国大陆、台湾等地，搜集到一大批有关《苦干》的档案、文献资料，通过深入的科学研究，出版了两部学术著作（《〈苦干〉与战时重庆》《〈苦干〉中国抗战大后方的历史画卷》），发表了一批学术论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不屈之城》《炸不垮的城市》《〈苦干〉归来》《烽火赤子心》，拍摄了动画电影《火凤重天》。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涉及对《苦干》所记录的城市、人物和事件的研究，还让《苦干》中的画面重焕生机，成为一部解读抗战中国的“动态史书”；而且对《苦干》的拍摄、制作、传播，以及上映后产生的巨大影响进行了研究考证，努力建构中国影像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拓展了中国近现代史、中国抗战史研究的学术视野。《苦干》研究成果转化而成的文化产品，是学术研究为普通大众服务的成功尝试，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

　　这是《苦干》的中国传奇，由此而诞生的学术成果、文化产品，是中国学界在新时代创新创造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质和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作品。

　　“‘苦干’，刻苦的奋斗！中国人与生俱来的精神，深入在他们的灵魂与命运之中，永垂不朽！”这是80多年前电影《苦干》的结束语。

　　“苦干”也是过去12年中，我们在研究《苦干》、创新创造《苦干》新成果的经历中最深刻的感受。

　　2025年，以《苦干》回到美国奥斯卡博物馆为标志，《苦干》再一次成为热议的新闻话题。不少媒体和朋友们都关注这一事件，纷纷向中国团队，特别是向我提出了采访的邀约。我们也尽其所能回答了他们关心的问题。但时间和精力有限，不能一一作答。

　　2014年以来，我们研究《苦干》写了不少的论文、著作，但从来没有向外界披露过研究过程中的艰辛。这是因为我们始终认为，历史学者就是以自己的论文、著作等文化作品奉献社会。

　　今天的舆论界，早已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了。即使我们不说，也会有不少媒体说，尤其是自媒体喜欢说。其间，实事求是、严谨准确的当然是多数，但添油加醋者有之、捕风捉影者有之、张冠李戴者也有之。新华社、重庆日报、华龙网等主流媒体都为我们做过不少正本清源的报道。

　　在此，我们将2014年-2025年间，团队在《苦干》方面的一些工作，取得的重要进步，写成了一部《〈苦干〉传奇中国篇》，从今天起，分十五篇，在重庆日报-新重庆客户端连载。借此对朋友们提出的问题作一次概略的答复，也是向社会的一个报告。

　　我们要特别说明的是，对于“《苦干》的美国传奇”我们已经写过很多文章和著作、作过无数次报告、演讲了。因此在这里我们不再赘述。只着重于2014年以来的中国传奇。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衷心感谢李灵爱，感谢老斯科特。80多年前，是他们以巨大的勇气和无畏的精神，拍摄了这部记录中国人民抗战历史和精神的伟大作品。

　　感谢奥斯卡评委会，是他们把纪录片特别奖授予了从未拍摄过电影的《苦干》摄影师，从而使这部电影具有了更为珍贵的价值。

　　感谢罗斯福总统和美国的许许多多朋友。他们在当年肯定和传播了这部作品，使之具有了世界的影响。

　　还要感谢斯科特的家人们。他们精心保存了这部拷贝，使之在今天具有唯一性。如果不是他们的努力，今天的中国观众恐怕就没有机会见到这部作品了。

　　当然还要感谢罗宾龙导演，感谢李丹柯教授。是罗宾龙的“寻找《苦干》”，是李丹柯的“牵线搭桥”，促成了中美两国学者的合作。

　　当然，更要感谢的是那些和我们一起奋斗的中国朋友们，是他们的支持、鼓励、鞭策和帮助，让我们能够坚定、坚持、坚守这项事业，这才是创造《苦干》中国传奇最可靠的中国力量。

　　他们都激励着我们：对成功最好的传承，就是努力走向新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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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7月5日，我收到李丹柯教授从美国发来的一封邮件。她告诉我有一部曾经获得过奥斯卡奖的美国电影纪录片《苦干》在美国被发现了，里面有许多有关二战时期的重庆遭受日军大轰炸的资料。她特别告诉我，这部电影由美籍华裔女艺术家李灵爱出资、美国记者斯科特拍摄和制作，在1942年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之后离奇消失了，直到60多年后，这部片子才被另外一位华裔电影制片人罗宾龙女士找到了。目前，罗宾龙正在以《寻找〈苦干〉》为名拍摄一部纪录片，揭秘《苦干》背后的故事。为此，她想亲自到重庆来看一看并补拍一些片段。她希望我研究一下《苦干》，并组织重庆有关学者予以评论。

　　李丹柯是我1979年初入川大历史系时的老师，讲授古希腊和罗马史。后来她赴美留学，并在美国费尔菲尔德大学做终身教授。她对我当时主持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和建设工程的事非常了解。我研究抗战史多年，但从来没有听过曾获得过奥斯卡奖的纪录片《苦干》。尤其是自2005年以来，我一直负责“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和建设工程”办公室工作，曾经多次率队远赴美国、英国、荷兰、俄罗斯、日本等地搜集相关历史文献，也从来没有搜索到《苦干》的相关信息。因此李丹柯老师的来信，让我特别激动，立马请她联系罗宾龙，发点片段让我好好研究一下。

　　第二天，罗宾龙给我发来了三段影像资料，上面完整地记录了1940年8月19日-20日侵华日军飞机对重庆母城实施狂轰滥炸的过程：由远及近的轰鸣声、成群结队的轰炸机、熊熊燃烧的大火、满目疮痍的废墟……足足有17分钟，其间没有一句解说，但是足以震撼人心。画面里可以清晰地看到日军飞机轰炸的路径，听到木质楼房被烧得噗嗤噗嗤的声音，母亲怀抱着幼孩看着火海中慢慢消失的家园……

　　就在那一刻，我闪出一个念头，这是一段极其珍贵的影像史料，一定要设法把《苦干》引回中国，引回重庆。

2014年7月28日，中国团队与美国团队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作第一次关于《苦干》的学术研讨

　　就在我与李丹柯通信的20天后，罗宾龙一行六人来到重庆。7月28日，我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主持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的看片暨研讨会。来自市委宣传部、市委党史研究室、西南大学、重庆日报、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抗战史专家观看了影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进一步坚定了我把《苦干》带回来的信心。

　　当天晚上，我与罗宾龙就商量了引进《苦干》的若干问题，包括：版权、以什么方式回到中国、以什么方式和中国人民见面，以及罗宾龙正在拍摄的《寻找〈苦干〉》电影的合作方式等。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经过我们双方在很多事情上的初步探讨，加深了相互的理解，达成一些共识。

2014年7月28日，重庆日报记者匡丽娜、杨帆采访罗宾龙（重庆日报记者 熊明 摄）

　　我之所以要讨论版权的引进问题，还有一重因素——作为主任，我想为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培育一个“造血”功能，即搞一个经费来源。我们中心是重庆市委宣传部和西南大学双方出资、出地、出条件共同举办的专业性研究机构，放在西南大学。我作为宣传部的人当然知道，宣传部当时的出资只是工作经费，这是有期限的。一旦到期，中心将没有固定的工作经费来源。因此我就打算仿照中国电影资料交易的成熟做法，按秒计价电影资料的交易——由我们中心出钱，把《苦干》在中国的使用权买回来。今后其他人、其他机构要使用这个素材，就必须向我们付费。这是合乎国家法律规定的成熟的做法。因此，我们对前期工作投了不少经费。但到最后，上级有关部门给了我们一笔钱，但指示我们要无偿地向中央和有关媒体提供这部电影素材。这笔钱并不多，大体上只能抵销我们本可向那些媒体收取的购买经费。但我们还是坚决照办。因此，我为中心“造血”的目的落空了。

　　罗宾龙来的另一件事就是在《苦干》的原拍摄地重庆拍摄她的《寻找〈苦干〉》。为此我们重庆史研究会副秘书长吴元兵领导的重庆市文物保护志愿者总队的一众朋友们，给了美方的摄制组很大的支持。在此期间，我也接受了《寻找〈苦干〉》摄制组的采访。

　　为此，我向市委宣传部报告了我个人学术历程中的这个重大事项，得到时任部长、常务副部长、外宣办主任的支持。

　　尽管按美方保护版权的要求，我们在三峡博物馆举办的学术性放映和研讨活动没有邀请媒体参加。但《苦干》惊现重庆，仍然引起了媒体的高度关注。

　　2014年8月14日《重庆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发了新闻报道《日军侵华暴行最新铁证现身重庆》，并在同日以三个整版的方式推出了《〈苦干〉传奇》《〈苦干〉三问》。这是中国媒体向中国和世界对《苦干》的第一次报道。时任重庆日报教科文卫新闻中心主任的张红梅，记者匡丽娜、杨帆等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尤其是倾力的报道和编辑，使《苦干》在中国精彩亮相。我们团队的潘洵、黄晓东、虞吉、徐光煦、刘志平、张克雷、周昌文、邹姣、张宋英、程武彦、艾智科、张荣祥等为《苦干》在重庆媒体的精彩亮相，在翻译、协调、安排等方面竭尽全力地支持。

　　随后，新华社（网）也做了重点报道。人民日报（网）、中新社（网）、央广网、央视新闻、人民政协报、中国青年报、中华工商时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长江日报等中央和地方媒体进行了广泛报道。

　　从此，《苦干》进入中国人的视野。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美方为了保护他们电影《苦干》的知识产权，特别提醒我们，不要邀请电视记者采访。因此，在这一波新闻报道中，没有电视新闻。我们在放映现场更特别提醒所有观众不能对放映屏幕进行录像。

　　文丨周勇

　　（本文照片除署名外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