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的重庆民生路，一位中年女子正在珠江食品店内忙碌地穿梭。她时而低头打算盘核对账目，时而笑脸迎客端上广式点心和绿豆沙，时而又机警地扫视店堂，将“自己人”引向二楼雅座。

　　这位被形容为“俨然阿庆嫂模样”的女子，就是隐蔽战线烈士朱枫。此刻，她的公开身份是珠江食品店的会计兼出纳，实际上却肩负着更为重要的使命——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秘密联络员，在这个特殊的据点接待往来同志，传递重要信息。

　　2025年11月22日，是隐蔽战线烈士朱枫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在这个重要的日子里，重庆市档案馆档案保管处一级调研员曾向前，通过馆藏中的档案和相关文献资料，还原了朱枫曾在重庆工作过的点滴细节，让人们得以重返那个特殊的年代，追寻这位传奇女性在山城的红色足迹。

　　从文献中找到朱枫曾在重庆工作过的往事

　　在电视剧《沉默的荣耀》中，朱枫的形象立体鲜明、深入人心。然而，她在重庆的工作经历，却长期鲜为人知，直到相关文献的陆续发现，才逐渐拼凑出这段历史的全貌。

　　回溯起探访之路，曾向前说，陈修良1999年发表的《朱枫——她牺牲在台湾》是最早详细介绍朱枫相关情况的文章。

　　陈修良作为朱枫的同窗挚友和革命引路人，在文中回忆道：“桂林的新知书店受到国民党特务的骚扰，朱枫也被安排到重庆工作。其时新知书店在民生路开了一家‘第三产业’，叫做珠江食品店，由中共中央南方局委派梁海云当经理，朱枫的公开职务是会计兼出纳。”

　　文中，陈修良用生动的笔触描绘了朱枫的工作状态：“这家食品店经营的是广式饭菜和点心，如平时的盖交（浇）饭，夏天的绿豆沙、芝麻糊。表面上食品店经营得法，热衷于赚钱，实际上是为新知书店赚周转资金，以副业养出版。更重要的是作为南方局领导和大后方文化界人士商谈工作的联络据点，徐冰、陈家康等南方局的同志就常利用这家食品店与人接头。于是，朱枫既是出纳兼会计，又当‘堂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只要是‘自己人’来商谈工作，立刻延揽到二楼雅座入席。对进店的众多顾客，都能应付自如，俨然‘阿庆嫂’模样。”

　　陈修良特别强调：“由于她处事谨慎，遇事机警灵活，珠江食品店作为我们党的机关，从未暴露。”她还透露了朱枫工作的辛劳，“白天做‘堂馆’，精神高度紧张；晚上清理账目，一笔笔算到子夜。”这样的工作状态持续了约一年时间，直到“1944年初，朱枫、朱晓光夫妇奉调回到沦陷区的上海开展工作”。

　　历史的巧合往往令人感慨。

　　另一份藏于档案馆内的档案显示，在朱枫离开重庆一年多后，到职军政部的吴石便居住于“黄家垭口捍卫新村109号附2号”，这个位置位于今天中山一路与捍卫路的交汇口附近。

　　在随后的实地考察中发现，从这里步行到珠江食品店旧址，不过20分钟路程。然而在重庆，这两位后来的革命战友却擦肩而过。直到5年后，因革命工作需要，他们才在台北相遇，并并肩战斗，最终与聂曦、陈宝仓等革命烈士一起，为祖国统一献出了宝贵生命。

　　三份珍贵档案再现朱枫工作过的珠江食品店

　　除了文献里的短短几段话以外，能否在重庆市档案馆里找到更多关于朱枫的信息？

　　曾向前随即开始了进一步的探访——而他锁定的目标，除了“朱枫”之外，就是她曾工作的“珠江食品店”

　　很遗憾，翻遍了馆藏，都在现存档案中都未见“朱枫”之名，但馆内保存的关于珠江食品店的一系列原始文件，却从侧面印证了她工作环境的真实存在，让人们能够还原这个秘密联络点的具体运作情况。

　　第一份关键档案是1942年5月28日的房屋转让契约。

1942年5月，天成玻璃号店主黄绍钦与珠江食品店店主梁海云签订的转让契约（重庆市档案馆供图）

　　这份契约证明，珠江食品店的店址是通过正规的商业转让程序获得的，民生路186号这个具体地址的确存在。契约上工整的毛笔字写着：“立契人黄绍钦君因无意经营天成玻璃号旧业，自叁拾壹年伍月贰拾捌日起将民生路壹佰捌拾陆号全部房屋连同电灯装修转让梁海云君另作别业。”

　　第二份重要档案是1942年6月珠江食品店向重庆市社会局提交的营业执照申请。

1942年6月，珠江食品店为改营业务并换发营业执照给重庆市社会局的申请（重庆市档案馆供图）

　　申请书中，梁海云（档案中被误写为“梁云海”）写道：“近因鉴于社会局提倡节食，鼓励开办经济食店，杜绝浪费奢侈之风，以收俭约缩食之效，原天成号玻璃业务决行结束，登记执照已撤销在案；现民在原址（民生路一百八十六号）开设珠江食品店，专制卖稀粥、豆沙、豆浆等解渴饱饥之食品，并依法力求价格低廉、质品卫生，以应市民平食之需。”

　　这份申请不仅明确了开店时间、经营地址，还揭示了店铺最初的经营定位——一家平民化的小额饮食店。

1943年3月19日，重庆市财政局第二税捐稽征所所长为珠江食品店改营经济食店并代征筵席税给重庆市财政局局长的签呈（重庆市档案馆供图）

　　第三份关键档案，则是1943年3月13日珠江食品店经理梁海云呈报重庆市财政局第二税捐稽征所的公文，“窃商于去年六月于本市民生路一百八十六号开设甜品店，今因生意萧条，已于本年三月五日改营经济饭店，牌名珠江食品店，理合报请钧所鉴核备查。”

　　随后，重庆市财政局第二税捐稽征所经现场核查后，向市财政局报告：“该店确于三月五日改营经济食店，并已遵章来所办理开业手续代征席税。”

　　这份档案中的“席税”信息尤为关键。当时，席税设有单笔消费额度的起征点，但珠江食品店之前制卖甜品所发生的日常小额消费属于免征范畴，后改为“”经济饭店”后开始代征席税，说明其经营规模和消费水平发生了显著变化。

　　这个转变的时间点——1943年3月，恰与文献记载中朱枫来到该店工作的时间相吻合。可以推断，珠江食品店经营策略的调整，很可能与她到来后任务的深化和联络工作的需要有关。

　　为何能找到“珠江食品店”却找不到“朱枫”？

　　原因很简单，“珠江食品店”只是80多年前一个“民间”小餐馆，因此它自身内部形成的档案材料要保存至今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其还带着隐蔽战线的特殊使命。

　　顺着档案蛛丝马迹探访烈士重庆工作足迹

　　既然找到了“珠江食品店”的具体地址，那能否穿过80多年的时光，再次找到这家小店如今的所在地呢？

　　曾向前放下卷宗，来到了今天的民生路。

　　“想要寻找当年的珠江食品店并非易事，这条位于重庆市渝中区的街道，如今已是高楼林立、商铺云集的繁华地段。除新华日报营业部旧址、若瑟堂等极少数历史建筑依然矗立外，整条街的建筑基本都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新楼房，早已旧貌换新颜。”

　　门牌号难道不是进一步的线索？但事实是，80多年里，建筑上的门牌号早已经发生了变化——新华日报营业部在20世纪40年代是民生路208号，而今天则是民生路240号。

　　但档案工作者并未放弃，他们以这个重要坐标作为参照进行了推断——当年民生路186号的珠江食品店与当年民生路208号的新华日报营业部相隔不远，应该就在今天民生路上新华日报营业部遗址至鲁祖庙老街一段区域。

如今的民生路街景，当年的珠江食品店应该位于此处至鲁祖庙老街一段区域（受访者供图）

　　而更多的馆藏档案为这个推断进行了佐证。根据记载，当年的新知书店重庆分店位于民生路183号，说明它与珠江食品店相距极近，很可能就是紧邻的关系，或者隔街相望。这种地理上的接近，也为珠江食品店作为新知书店副业机构的说法提供了空间证据。

　　走在今天的民生路上，档案工作者在脑海中重建了当年的场景：这是一栋三层的建筑，一层经营广式点心和盖浇饭，二楼设有雅座，实际上是我党地下工作者的秘密联络点。朱枫在这里既要担任会计出纳，又要充当堂倌，时刻保持警惕，识别来往的同志与普通顾客。

　　档案不言，却是历史最忠实的见证者。从1942年5月的房屋转让契约，到1943年3月的改营报告，每一份泛黄的文件都在诉说着珠江食品店不平凡的历程。虽然朱枫的名字没有直接出现在这些档案中，但通过这些珍贵的原始记录，依然能够勾勒出她曾经工作的环境，感受到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

　　今天，当人们行走在民生路上，看着新华日报营业部旧址前络绎不绝的参观者，望着鲁祖庙老街依然热闹的市井生活，仿佛依然能够辨认出那些革命先辈的足迹。他们曾经来过，战斗过，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为了理想和信仰默默奉献。

　　虽然珠江食品店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但朱枫和她代表的那段红色记忆，依然在这座城市的肌理中生生不息。每一份档案的发现，每一次现场的寻访，都是对这段记忆的珍视与传承。

　　记者 李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