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老人刘正黎坐在床边（记者 周奇 摄/视觉重庆）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近日，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第一分院重庆市市级机关直属医院的病房里，传来略带颤抖却坚定有力的歌声。百岁老人刘正黎坐在床边，一字一句地唱着《红梅赞》。

　　1940年，刘正黎进入第十兵工厂。不久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以造弹人的身份作掩饰，秘密从事地下工作，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如今，老人的记忆已不如从前清晰，却牢牢记得《红梅赞》的这段歌词，他说：“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但我们永远不能忘了那段艰苦卓绝的日子。”

　　兵工厂岁月

　　炮弹声中淬炼初心

　　刘正黎的女儿告诉记者，父亲有时会从睡梦中突然惊醒大喊：“炮弹就在床脚，快跑！”那是深深刻在他生命里的印记。

　　刘正黎1925年出生在重庆，祖籍四川自贡。15岁那年，他走进位于大石坝附近的第十兵工厂，成为一名造炮弹的工人。

　　“我们造的是60毫米迫击炮弹，还要试炮。”老人回忆，“每一次试射都得跑到落点查看。炮弹有时会偏离位置，震得耳朵嗡嗡作响，什么都听不见了。”

　　更危险的是处理“白药”，一种白色的烈性炸药，稍有不慎就会引发爆炸。

　　“有一次工友处理失误，整间工房都炸没了。”说到这里，老人突然沉默，眼神黯淡，指节轻轻叩着床沿，良久才低声补充，“现在想起来，还是很难过。”

　　以教书为掩护

　　化名参加革命

　　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刘正黎还有一个名字——王海山，这是他在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工作时用的化名。

　　“我是受五姐的影响参加革命的。”刘正黎说。五姐带着他走上革命道路，可在他入党之前，五姐就牺牲了。

　　“许建业是我的直接领导！”当记者提到许建业的名字时，原本靠在床头的刘正黎突然坐直身体，背脊挺得笔直，仿佛回到了那个充满危险的年代。1947年10月，许建业担任重庆市委委员分管工运工作，根据党积极慎重发展党员的方针，他找工人积极分子谈话，审查他们的政治态度、社会关系和工作表现，先后发展了十余人入党，刘正黎便是其中之一。

　　当时，刘正黎是负责工运的第十兵工厂的积极分子，他目睹国民党反动派军警殴打革命青年，情绪激动下与国民党军警发生正面冲突，险些被捕。事后许建业教育刘正黎要时刻谨慎，自己坐牢牺牲是小事，对革命事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那就是大事。一席话让刘正黎心服口服。

　　刘正黎回忆起当时的情形，眼神变得严肃，“他教我藏锋芒，说工人的拳头要握在暗处才有力。他的话我记了一辈子。”

　　刘正黎还曾被派往贵州一所中学教中文，以教书为掩护，继续从事地下联络工作。

　　1949年重庆解放，刘正黎在沙坪坝迎接解放军入城。“那一刻，我知道天亮了，苦日子到头了。”老人拍着大腿感慨，语气里满是激动。

　　见证新中国沧桑巨变

　　《红梅赞》伴其一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正黎先后担任重庆市总工会组织部副部长、重庆市农机水电局（现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办公室主任，直到1990年离休。

　　离休后的刘正黎没闲着，一头扎进老年大学，画画、书法、摄影、游泳健身样样涉猎。年轻时他横渡过长江和嘉陵江，如今年过百岁，还能站着打几个回合乒乓球。

　　“生命在于运动。”这是刘正黎常挂在嘴边的话。往年每天早上，他都会打太极拳、做早操，如今住进医院，也依然保持着晚上10点睡觉的习惯。

　　女儿说，父亲有时会陷入回忆与沉思，但只要唱起《红梅赞》，他眼中会瞬间燃起光亮，“这首歌，他唱了一辈子。”

　　今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刘正黎坐在电视机前观看了全程，当看到国产武器方阵经过，他激动地拍着沙发：“当年我们造的炮弹要是有这威力，敌人早被打跑了！”

　　老人的感慨里藏着一个世纪的沧桑巨变。他从战火中走来，又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中。他说：“新中国光辉灿烂，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中国人民共同努力奋斗的结果。”

　　采访结束时，阳光斜照进病房，落在老人银白色的头发上，他又闭着眼睛轻轻哼起了《红梅赞》，歌声仿佛穿越时光，与几十年前的青年遥遥相望。

　　记者 杨铌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