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三大主力红军先后进入重庆，留下光辉的战斗足迹。10月31日，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主办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暨红军在重庆历史研究”研讨会在渝召开。来自全国的党史专家、革命先辈亲属代表等齐聚一堂，围绕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在重庆的历史贡献与时代价值，开展了深入研讨。

　　红军在重庆

　　铸就了不朽的历史丰碑

　　“研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在重庆的历史，回顾红二、红六军团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斗争和红军转战重庆的光辉历史，进一步深化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在重庆的历史贡献与时代价值的研究，对于更好地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踔厉奋发、锐意进取，汇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具有重要意义。”研讨会上，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姚红表示。

10月31日，“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暨红军在重庆历史研究”研讨会在渝召开（首席记者 韩毅 摄）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三大主力红军先后进入重庆，留下光辉的战斗足迹。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一军团一师二团进驻綦江羊角，扼守川南门户，严防遵义北部防线，防止川军进犯，保卫了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同年1月21日，红一军团一部进驻綦江石壕，佯攻重庆，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

　　1932年12月至1936年1月，红二、红六军团转战渝东北巫溪、巫山实施鄂川边大转移，后又转战渝东南酉阳、秀山、黔江、彭水、石柱，创建鄂川边游击区、黔东革命根据地、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打乱了蒋介石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部署。

　　1933年10月，红四方面军进入城口、开县（今开州区），发动开县杨柳关阻击战，解放城口县城，创建城口县、区、乡、村四级苏维埃政权组织，扩大和巩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这一时期，在党中央领导下，重庆建立了四川红军第一路、第二路、第三路、第七路游击队等地方红军，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作战，有的队伍还汇入主力红军。

　　“重庆丰富的红军历史资源，是开展理论研讨的坚实基础。”姚红说，接下来，重庆将进一步研究、挖掘、阐释好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历史，深入开展红军在重庆的历史研究，形成一批具有重庆辨识度、全国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为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贡献党史力量。

　　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昌凡表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在重庆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和中国革命斗争史上具有重要历史地位，铸就了不朽的历史丰碑。

　　近年来，重庆高度重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在重庆的文物保护、史料挖掘、研究宣传和革命精神传承弘扬工作，加大了对渝东南五区县71处红军革命遗址的保护力度，推动红军遗址遗迹连点成线、连线成面，形成规模；推出了《红军革命遗址旅游资源研究》《重庆地区红军历史资料整理与研究》等一系列研究成果；以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为重点，推动酉阳、黔江、秀山、彭水等地的一批红军景点提档升级，并通过开辟红色旅游线路、修建红色民宿，打造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党性教育教学点等方式，把红军历史资源有效地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

　　“我们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与时俱进把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历史和红军在重庆的研究推向深入，努力推出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标志性成果，让其绽放新的时代光芒。”吴昌凡说。

　　深化历史研究

　　为讲好革命故事提供源头活水

　　“回顾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在重庆浴血奋斗的艰辛历程，缅怀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萧克、王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讲好中国共产党革命故事、弘扬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牢记老区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的牺牲和贡献，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研讨会上，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会长、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张宏志表示。

　　在他看来，新时代新征程上，弘扬红二、红六军团坚决落实党中央指示、在极端艰苦环境下开辟根据地策应中央红军的精神，就是要坚决落实好党中央对重庆在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发挥支撑作用、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带动作用、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发挥示范作用的要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庆篇章，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重庆应有的贡献。

　　要深化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历史研究，为新时代讲好中国共产党革命故事提供源头活水，引导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不断增强对党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要吃水不忘挖井人，牢记老区人民对中国革命胜利付出的巨大牺牲、作出的巨大贡献，助力老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在研讨会交流环节，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二级巡视员潘敬国表示，湘鄂川黔根据地时期，任弼时在处理繁重的军事工作的同时，十分注重组织工作。通过认真细致、有耐心的组织工作，任弼时一方面在红二、红六军团会师之时就解决了两军团结问题；另一方面平稳地解决了“左”倾路线在组织上的影响。他通过组织工作，凝聚了人心，团结了同志，培养了人才，为红二、红六军团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证。这为他后来成为党内著名的组织家提供了实践基础。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研一处处长文俊分享称，三大主力红军进入重庆，顺利完成各自的历史使命，传播了革命真理，宣传了党的主张，播撒了革命火种。其中，红一军团长征转战綦江，扼守川黔交界的关隘，监视驻扎在川黔边境的川军和贵州盐防军的行动，形成护卫遵义的最北一道防线，进而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红军长征先遣队红六军团与红三军在酉阳南腰界胜利完成会师，标志着红六军团为中央红军长征作先遣探路任务的完成；红十八师长征转战渝东南，虽然是穿插式过境，但沿途与群众结下了鱼水深情，留下光辉战斗足迹；红四方面军解放城口，创建苏维埃政权，为长征做好了物质准备。

　　革命根据地

　　对中国革命产生深远影响

　　“作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南方较为巩固的根据地，在特殊的历史节点上，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不仅为红军提供了战略依托，更在军事策应、红军发展、革命经验积累、群众动员以及精神传承等多个维度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院宣教部主任朱习文称。

　　在他看来，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与影响主要表现为：军事战略上，根据地的军事斗争贯穿中央红军长征关键阶段，是“战略牵制”的典型范例；红军建设上，根据地是红二、红六军团成长的摇篮，创新了军队扩充模式，积累了军队发展经验；革命实践上，探索了根据地建设模式，积累了执政经验；群众基础上，唤醒了底层民众革命意识，播撒了红色火种。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二处二级主任科员李文都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曾是全国最重要的革命根据地之一，是红军发展的重要摇篮。然而，在“左”倾错误影响下，在国民党第四次“围剿”中，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全面失守，红三军从一万五千人锐减至不足三千人。绝境之中，作风重塑成为红三军的重生密码，不仅实现了自身发展，更以战略主动性为中国革命全局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展现了局部斗争与全局胜利的辩证统一。回望其历史，三个深刻启示值得永远铭记：实事求是是革命事业的生命线，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立场，自我革命是党永葆生机的关键。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办公室一级主任科员田海润分享称，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所处区域是多民族聚居区之一，做好民族工作至关重要。党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民族工作的历史经验，对新时代推进武陵山片区的民族区域协调发展及做好当前民族工作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中“区域自治”“信教自由”“尊重习俗”“民族平等”主张，成为党民族政策发展中的重要实践经验。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一级调研员简奕也在会上作了分享。简奕认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从战略方向的确定、政治路线的纠偏、组织权力的变革到最终新格局的开创，重庆都是关键决策的生成地与实践场域，彰显了战略支点的地位，重庆的地位和贡献主要表现为：在战略层面，通过大村会议的定向与黔东苏区的实践，重庆成为红三军和红六军团西移的重要支点；在政治层面，南腰界的三次会议，使重庆成为路线纠偏的实践场域；在组织层面，第四次南腰界会议启动的领导权力变革，标志着错误路线的终结与新领导集体的形成；在力量整合和格局层面，以南腰界决策为起点开创了湘鄂川黔根据地的新局面。

研讨会现场（首席记者 韩毅 摄）

　　此外，研讨会上，张晓娥、罗海曦、吴律、贾静等党史专家学者也分享了新史料、发表了新观点。

　　据介绍，本次研讨会共收到论文140余篇，论文作者来自16个省（区、市）的党史工作者及40余所高校学者，经过严格评审，最终入选论文45篇。

　　首席记者 韩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