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3支规模较大、水平较高的管弦乐团在重庆成立，即中华交响乐团、国立音乐院实验管弦乐团和国立实验剧院管弦乐团。根据当时《新华日报》的报道：1940年6月6日，中华交响乐团宣告成立，创造了中国交响乐历史的多个第一：中国第一个国家交响乐团；演奏水平最高；中国人自己的交响乐团，没有一个外国人……乐团聚集了当时多位中国著名音乐家，如马思聪、郑志声、王人艺、林声翕、丁孚祥等。

　　1942年8月29日出版的《新华日报》第四版，刊登了一幅苏联著名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版画肖像。画中，肖斯塔科维奇身着西装，打着领带，戴着圆框眼镜，表情严肃。

　　肖斯塔科维奇是当时重庆音乐界重点关注的苏联音乐家之一。抗战时期，随着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大批文艺界人士来到重庆，俄苏音乐文化也在这里得到了发展。

　　音乐无形无迹，却有千钧之力。重庆与苏联结下音乐情缘的那段峥嵘岁月，不仅为中华儿女奋勇抗敌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也深刻影响了中国音乐和中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助推中国音乐和中国音乐家走向世界舞台。

位于渝中区中山一路一百六十二号的中苏文协旧址（记者 解小溪 摄\视觉重庆）

　　两国音乐家是经常书信往来的“笔友”

　　2025年3月22日晚，重庆交响乐团在重庆施光南大剧院成功演出《致敬经典》交响音乐会。青年钢琴家方演与青年指挥家柴昊夫完美合作，为重庆市民献上了一场精彩的演出。

　　“实际上，中苏音乐家们的紧密交流，在80多年前的抗战时期就已经开始。”研究中俄音乐交流史多年的重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院长吴婧瑀，向记者讲述了那段历史。

　　抗战时期，苏联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地区主要有哈尔滨、上海、延安、重庆等地。“当时，以哈尔滨、上海为主的沦陷区内，有大量俄侨聚居，他们在那里创作、表演，开展音乐教育。以延安为中心的根据地，则以演唱演奏苏联作品为主，具有较强的组织性和鼓励性。”吴婧瑀说，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西迁重庆。1938年，苏联驻中国大使馆迁到重庆，同时，有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后改为“文工会”）的引导，苏联音乐文化通过广播、电影、音乐会、期刊等途径得到广泛传播。

　　当时，重庆出版业已有一定基础。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全国各地主要出版机构及众多著作家、翻译家、编辑出版家也云集于此，重庆一跃成为全国出版中心。

　　“抗战期间，在重庆，抗日读物、各类文化艺术杂志在高峰时多达200种左右。这些报纸杂志生动全面地记录着重庆俄苏音乐文化传播的情况。”吴婧瑀说。

　　以《中苏文化》为例。这是当时中苏文化协会（总会）的机关刊物，也是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主张的重要舆论阵地，刊载了大量与苏联音乐相关的文论和乐谱。在重庆创办的《新音乐》月刊杂志，除了介绍世界进步歌曲与音乐译文，还刊登了大量由莫斯科国立音乐院研究组合著的《和声学教程》。当时的《新华日报》等报刊，也经常介绍具有代表性的苏联音乐文化，这些内容主要涉及肖斯塔科维奇、普罗科菲耶夫、杜纳耶夫斯基、格里埃尔等作曲家及其作品。

　　1940年，中苏文化协会发起中国人民向苏联民众写信运动，国内音乐家与苏联音乐家进行了频繁的书信往来，他们交流心得、互赠乐谱和音乐书籍。

　　1941年8月13日，中华交响乐团向苏联音乐界发出书信，希望得到苏联音乐界在总谱和乐器上的支持。之后，中华交响乐团收到了格里埃尔的回信以及肖斯塔科维奇致中华交响乐团指挥林声翕的信函，并附《第七交响曲》总谱。

　　1942年5月，《新华日报》刊登了肖斯塔科维奇在《莫斯科新闻》广播中的讲稿《列宁格勒 我的列宁格勒》；1942年8月，又有《关于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一文，对该作品的创作背景、时长、音乐特征、每一乐章的不同特点和情感表达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当年，两国的音乐家是经常书信往来的‘笔友’。”吴婧瑀说。

　　据相关史料记载，为了给在重庆的苏联外交人员提供物资，苏联每周都有专机飞抵重庆，同机抵达的，还有格林卡、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柴可夫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等作曲家创作的曲谱。

　　此外，广播也积极推动双方交流。两国音乐广播交流集中在1940—1941年间。重庆的报纸常常提前一天以上对将要播出的乐曲进行预告。苏联对华音乐广播多从晚上7点开始，每次选取十几首作品，演出人员大多专业水准较高，例如人民管弦乐队、著名人民艺术家和歌唱家巴尔索娃等。

　　“通过这些交流，不仅提高了中国民众的音乐文化水平，更激励了中国人民抗战的勇气，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吴婧瑀表示，广大人民群众被激励起来，成为音乐的参与者和创造者，抗战时期重庆的“千人大合唱”“万人大合唱”便是生动写照。

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初建院时的校门（中央音乐学院档案馆（校史馆）供图）

　　中苏音乐文化交流双向互动

　　渝中区李子坝轻轨穿楼网红景点人山人海。穿过喧嚣的人群，沿着不远处的一条蜿蜒车道上行，路边有一栋小楼。这栋小楼所在地，是著名的“嘉陵宾馆”的旧址。

　　“抗战时期，海明威来华欢迎宴就在此举行。这里不仅是比利时、丹麦等10多个国家使馆的驻地，也是美国军事代表团、波兰军事代表团等国际机构的驻地。可以说它是中国与苏联文化交流最好的历史见证者。”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研究馆员黄晓东介绍。

　　“当时，现场音乐会也是中苏音乐文化交流中颇受欢迎的形式之一。”吴婧瑀表示。1940年，3支规模较大、水平较高的管弦乐团在重庆成立，即中华交响乐团、国立音乐院实验管弦乐团和国立实验剧院管弦乐团。根据当时《新华日报》的报道，1940年6月6日，中华交响乐团宣告成立，创造了中国交响乐历史的多个第一：中国第一个国家交响乐团；演奏水平最高；中国人自己的交响乐团，没有一个外国人……乐团聚集了当时多位中国著名音乐家，如马思聪、郑志声、王人艺、林声翕、丁孚祥等。

　　同年3月，中苏文化协会第一次对苏广播招待会在嘉陵宾馆大礼堂举行，苏联及各国驻华大使、外交友人、中国军政要员以及文艺界名流现场聆听了由管弦乐团带来的音乐会。

　　2023年，国宝级指挥大师卞祖善来到重庆，盛赞重庆是中国交响乐的摇篮。他回忆说：“1941年，中华交响乐团、国立音乐院实验管弦乐团和国立实验剧院管弦乐团在重庆国泰大戏院举行联合交响音乐会，由马思聪、郑志声、吴伯超三大指挥家轮流执棒，轰动一时。”

　　吴婧瑀介绍，以中华交响乐团举例，在抗战时期，乐团先后为观众们演奏过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曲》《第五交响曲》《第六交响曲》、穆索尔斯基的《荒山之夜》以及鲍罗廷的《第二交响乐》等作品。“在抗战时期的重庆，通过现场音乐会和广播，中苏音乐文化交流呈现双向互动的特点。”

　　1940年9月，中苏文化协会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开办《对苏音乐广播节目》，每周1次，中苏之间形成了稳定的音乐交流周期。

　　1940年，广播大厦音乐组（原名：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国乐队）与莫斯科交响乐团共同参与交换节目广播音乐会，演奏了《嘉兴乐锣鼓》《闲居吟》《侯门弹铗》《高山》《流水》等国乐作品。

　　冼星海的弟子、著名文艺家莎莱所创作的歌曲《纺棉花》传播到苏联，作为“中国民歌”被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选入声乐教材。马思聪创作的小提琴作品《摇篮曲》《狂想曲》、贺绿汀的《摇篮曲》、中国民族乐器二胡作品《月夜》、男声合唱作品《游击队歌》《旗正飘飘》《巷战歌》、独唱作品《满江红》以及管弦乐作品《舞曲》《思乡曲》等代表中华民族不屈不挠伟大力量的声乐作品，也通过在重庆的中国国际电台向苏联及全世界播放。

　　“与此同时，苏联音乐家也将中国的神话传说、历史故事、诗词、戏曲、民歌、民间艺术等元素融入了音乐创作中。”吴婧瑀说。

　　例如，中国抗战歌曲在苏联出版，苏联音乐家在国家儿童剧院剧目中编写了插曲《中国抗战之歌》，格里埃尔创作了芭蕾舞剧《红罂粟花》等。1939年，苏联歌曲家克利曼蒂克基马利夫将15首中国抗战歌曲编译成乐谱，多首被制成唱片，其中《义勇军进行曲》《流亡曲》最受苏联民众欢迎。

2023年9月17日，重庆大剧院大剧场，柴可夫斯基交响乐团音乐会现场，丹尼斯·罗特耶夫和全体演奏家们正在接受重庆乐迷们最热烈的掌声（资料图片）（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传承历史，合作办学培养人才

　　抗战时期中苏结下的音乐情缘，在80年后得到延续。

　　今年5月18日，教育部公布2025年审批通过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名单，重庆师范大学重庆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成功获批，成为重庆新增的6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之一。该学院将依托重庆师范大学与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的合作基础，开展音乐艺术教育。

　　“抗战时期，重庆就与苏联结下不解之缘。当下，重庆市高校与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开展音乐教育合作更具有时代意义，可以培养和推动更多年轻人传承经典文化艺术。”重庆史研究会名誉会长周勇教授表示。

　　在周勇看来，中俄（苏）两国抗战音乐创作和交流，不仅记录了两国人民并肩抗击法西斯的壮烈历程，更构建起超越时代的精神谱系。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今天，这种跨越国界的精神传承，正是对历史最好的致敬，对和平最有力的守护。

　　重庆师范大学相关负责人介绍，未来，重庆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将聚焦培养契合内陆开放国际合作引领区需求的国际化、高层次“音乐+”新型人才，探索开展“音乐艺术+人工智能”等方向的学科交叉与创新发展，带动产学研用齐头并进，全力打造中俄文化领域合作标志性项目，助推重庆教育领域和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记者 李志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