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日军穷凶极恶，企图以三个月时间“灭亡中国”。孩子剧团，一支在战火硝烟中成长起来的少年抗日宣传队，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从上海迁往武汉，又由武汉转至桂林，最终迁移到重庆。一路转移，孩子剧团在党组织的关怀下，战胜困难，渡过难关。特别是在国统区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无微不至的关怀，使孩子们感受到了党组织的温暖。同时，孩子们为抗日宣传贡献了一份特别珍贵的力量，在巴渝大地传为美谈。

　　孩子剧团为什么要来重庆？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随即入侵上海。当时以上海临青学校为主的一批中小学生，自发在难民收容所里进行抗日宣传活动。鉴于此，中国共产党国难教育社党组织，专门委派年轻有为的共产党员吴新稼前往领导这些孩子。从此，吴新稼挑起剧团团长的重担，带领孩子们在大街小巷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当时，这个组织隶属上海文化界救亡会主管，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领导。剧团的成员，大多数是家破人亡、无家可归的孩子。地方党组织将他们组织起来宣传抗日，在城市、农村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捉汉奸》和《仁丹胡子》等剧目。为了抗日文化宣传工作的需要，这个抗日小团体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孩子剧团。并于1937年9月3日召开成立会议，宣布抗日孩子剧团正式成立。

1940年，郭沬若等人与孩子剧团在重庆赖家桥全家院子合影

　　11月1日至4日，日军第3、第9、第101师向上海南翔至曹家渡地区连续猛攻。5日拂晓，日军3个师团在杭州湾登陆，切断沪宁线，对中国守军实行迂回包围，中国军队被迫于9日撤出上海。12日，日军占领上海，上海市区沦陷。其后，孩子剧团奔赴内地宣传抗日。虽然这群孩子没有钱，但在地下党的关怀下，他们通过各种活动募捐，许多热心的爱国人士纷纷捐款。孩子剧团22个成员，最大的18岁，最小的8岁，靠着募集来的300元，分批化装成难民，冲破敌人封锁线，辗转苏北、河南等地，一路伴着抗战歌声，来到了湖北武汉。

　　1938年1月，武汉白雪纷飞，寒风刺骨。孩子们经过艰难跋涉，早就筋疲力尽。特别是年龄小的都拖病了，很多孩子的嗓子嘶哑得说不出话来。但是他们很高兴，以为到了抗战大后方，一切都会好起来。可万万没有想到，国民党当局对孩子剧团百般刁难，要求他们立即解散，要把他们分散到各地难童收容所。

　　这群八九岁或十几岁的孩子，离乡背井，举目无亲，吃住怎么办呢？紧急关头，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周恩来专门委派邓颖超到汉口洪益巷培心小学慰勉孩子剧团。邓颖超语重心长地说：“我叫邓颖超，周恩来同志让我代表他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全体同志，来向你们表示慰问。”这群孩子围着邓颖超，好像找到了自己的妈妈一样，欢欣雀跃。

　　2月9日下午1点，周恩来又委派他的贴身警卫员吴志坚，领着一辆大卡车接孩子剧团成员到八路军办事处，专门为他们举办欢迎会。来到八路军办事处，邓颖超和八路军小战士早就在大门口接待。会场设在二楼，沿路的墙壁上贴着“欢迎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孩子剧团！”“小孩子英勇的精神是大孩子的榜样！”“小孩子，大孩子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会场布置得既简单又达意，五彩缤纷的花绒线挂在天花板上，四壁挂了许多八路军战斗生活的照片，小战士带着剧团成员随处观看。

　　这时，一位身着灰色棉布军装的中年人，神采奕奕，迈着矫健步伐走了进来，后面还有几位警卫员。这位中年人对小战士们说：“小客人都来了，你们要好好向孩子剧团的小朋友学习。”欢迎会的小主持人向孩子剧团介绍：“这是周恩来同志。”孩子们立刻热烈鼓掌。欢迎会开得十分感人，很多人都讲了话。

　　此后，在党组织的引领下，孩子剧团在武汉演出了精彩的抗日戏剧，受到武汉人民的热烈欢迎。同年10月，武汉告急。党组织将孩子剧团由武汉转移到桂林，再由桂林随第三厅转移到重庆。

　　孩子剧团在重庆烙下哪些印记？

　　1939年1月10日，孩子剧团抵达重庆。不久，恰逢重庆举行抗战儿童戏剧公演，孩子剧团因此结识了很多少年朋友。剧团与其他的儿童团体联合开展抗日文化宣传活动，成立了重庆市儿童团体星期座谈会。在4月4日儿童节（当时4月4日为中国儿童节），孩子剧团和其他儿童团体及周边小学一起举行了抗战儿童戏剧演出、演讲比赛、儿童歌咏大会。山城传遍了孩子们抗日的歌声，吹响了儿童抗日的号角。

　　为了深入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孩子剧团首先与其他抗战团体一起交流学习，讲述自己过去的经历、现在的工作情形及今后的计划等。他们邀请各儿童团体举行儿童座谈会，商讨儿童团体今后的工作计划，还举行了全市儿童歌咏大会，慰劳伤兵营活动及出征将士家属大会等。此外，他们邀请各儿童团体集体学习，请教育家陶行知做讲演，请郭沫若讲抗战中小朋友怎样做工作，请赵启海指导大家唱歌等。

　　此时，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周恩来任书记，在重庆主持全面工作。周恩来指出：“孩子剧团不宜久留重庆城，应尽快到四川省各县作巡回宣传，四川省许多偏僻地区的老百姓，到现在还不知道中国爆发了全面抗战这回事哩！”孩子剧团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分成两队到四川各区县进行抗敌救亡文化宣传工作。

1938年，周恩来、邓颖超从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搬到珞珈山居住，在寓所前留影

　　1939年春，孩子剧团在重庆公演《帮助咱们的游击队》等三个儿童剧。演出时，需要日军服装和钢盔帽，管服装的同志跑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去借。正巧，周恩来在办公室里，他喊住剧团同志问：“小鬼，你们有事要找我吗？”剧团同志说明来意，并说：“服装和钢盔这两样东西，各处都借不着。”周恩来放下工作，立即找到保管库房的同志拿来一套日军的服装和一个钢盔，对剧团同志说：“你们今后要到四川各县去演出宣传，把这两件八路军的战利品送给你们吧，让四川人民看看日本兵是什么样子，发动人民起来抗日。”这两件物品后来随着剧团一个小队，走遍了川东、川北、川南等地。孩子剧团精彩的演出给四川各地民众留下难忘的回忆，受到普遍赞扬。

　　1940年中秋夜，周恩来和邓颖超到重庆赖家桥全家院子看望郭沫若。当时孩子剧团与郭沫若同院居住，正在召开晚会，周恩来和邓颖超欣赏了孩子们的表演。会后，孩子们都围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周恩来问孩子们早晨练不练嗓子，唱歌一定要保持当年的战斗作风。当邓颖超说孩子们又长高了、又长大了时，周恩来忽然问大家：“你们有没有谈恋爱的？”他看大家不吭声，于是说：“年纪轻轻的时候，不要谈恋爱，更不要过早结婚……我和你们的邓妈妈相识很早，一起战斗、工作了7年，我28岁才同她结婚的。”他转过身笑着问邓颖超：“你说是不是这样？”邓颖超回答：“是这样。”周恩来的话铭刻在孩子们的心里，使孩子们懂得集中精力演好抗日戏剧的道理。

　　1940年12月，应重庆中苏文化协会妇女委员会的邀请，孩子剧团与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一起举办了对苏联音乐广播的演出活动。这次演出中，孩子们施展才艺，潜心表演，备受观众喜爱，掌声不断。

　　1941年皖南事变后，重庆阴云密布。在周恩来的教育和亲自指导下，重庆文艺界以戏剧为武器，在舞台上大义凛然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孩子剧团参加了轰动一时的《屈原》《棠棣之花》等戏剧演出。同时，孩子剧团也编排演出了自己的《乐园进行曲》等儿童戏剧。

孩子剧团在重庆国泰大戏院演出六幕儿童剧《乐园进行曲》

　　同年底，孩子剧团根据作家张天翼的小说《大林和小林》，改编成大型童话剧《秃秃大王》。国民党的文化检察官说这个骂秃头的戏剧侮辱了蒋介石，不准上演。孩子剧团决定采取策略斗争方法，把秃头画在海报上，满城去贴。警察来抓，孩子们故意天真地问：“明明我们演的是坏蛋秃秃大王，为什么你们偏偏说是你们的蒋委员长呀？是你们自己骂蒋委员长是坏蛋啰！”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听了都忍不住哈哈大笑。孩子们说：“如果你们认为秃秃头像你们的蒋委员长，那我们就给秃头上安毛，让他变成猴子，就叫猴儿大王啦。”最终，国民党官员被迫勉强同意。1942年3月，《秃秃大王》在重庆抗建堂上演，受到热烈欢迎。

　　此后，孩子剧团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更加激烈。国民党当局借着第三厅改组为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机会，要把孩子剧团编入重庆卫戍司令部，实际上是将大家监视起来。在南方局和各界人士的鼎力支持下，孩子剧团到处去告状，最后找到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冯玉祥出面替孩子剧团说公道话：“人家抗日孩子剧团的小朋友们在政治部工作多年，有感情，不愿意离开，你们为什么对几个孩子过不去呀，非要把他们弄到别处去。”国民党官员拿冯玉祥没办法，只得撤销了这个决定。

　　1942年下半年，国民党顽固派又施展手段，让国民党三青团的人员来接管孩子剧团。为此，周恩来、郭沫若、邓颖超和三厅地下党组织决定把孩子剧团化整为零，把团内骨干和大部分团员撤了出来。并且根据每人不同的情况，有的分散到学校去读书，有的送往延安去工作，有的送到东江纵队去战斗，也有的参加了革命团体，坚持在国统区搞文艺宣传工作。党组织未雨绸缪，解决了孩子剧团的后顾之忧。

　　重庆各界是怎样评价孩子剧团的？

　　烽火岁月里，孩子剧团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关怀下，为抗日文化宣传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因此，孩子剧团受到重庆社会各界的好评。

　　周恩来这样评价孩子们：“儿童是社会力量的一部分，是抗日斗争中的一支小生力军。你们的行动，证明了这一点。”

　　茅盾赞扬孩子剧团：“抗战的血泊中产生的一朵奇花。”“这22个小的灵魂是我们民族复兴的后备军。”

　　郭沫若鼓励剧团成员：“你们就像树木，在艰难困苦中一天天长大起来吧！中国要跟着你们一道成长起来。”

　　冯玉祥写诗赞扬孩子剧团：“孩子团，真能干，演剧歌咏助抗战。孩子团，真正好，不顾死活为国胞。孩子团，真正行，献身国家作长城。”

　　丁玲在给孩子们的信中说：“我虽说感染到你们的吃力和千万儿童的苦痛，但更使我不能静止的情感是对于你们的尊敬。”

　　也有不少人拿出“孩子们应该在学校里读书”的理由，来反对孩子们的抗日戏剧宣传演出，但剧评家刘念渠却说：“孩子们演剧，不但可以扩大救亡工作的效果，演剧本身也是给予孩子们的一种教育。在流浪中工作了半年，孩子们所收获的，比把他们关进一间教室里读一年死书好。”

　　当时在重庆流行两种观点：一是“妇女们在生活中是有特殊困难的，因为要照顾孩子。所以如果在托儿所还没有筹备好之前，如果把孩子们组织起来，在母亲们领导之下参加抗战工作，同样也可以把特殊困难解决，把妇女解放出来，使他们更好地参加抗战工作”；二是“救济儿童的保育会是不能普遍设立，而组织儿童的口号可以普遍执行，可以包含每一个角落的孩子。在民族生死挣扎的时候，可以不放弃任何一点力量，所以使儿童组织起来工作在抗战时期是很重要的”。孩子们参加诸如孩子剧团这样的组织，确实可以使父母，尤其是母亲走出家庭从事抗战工作。孩子剧团里也确实有中共地下工作者的孩子，如跟着母亲干革命的程明远，父母都是地下党的石慰慈等。此外，孩子们团结抗日的自救行动，也减轻了社会对孩子救济工作的压力。孩子们的抗日热情更激励着成年人必胜的信念：“有了这种坚强的下一代，中国是不能够被征服的。”

　　孩子剧团成员除了吴新稼外，基本上是一群未成年的孩子。他们年龄虽小，却热心抗日救亡，被人们称为“抗日小英雄”。剧团的工作除激励社会抗战热情、解决父母从事抗战工作的后顾之忧、减轻社会救济压力外，还让社会认识到孩子能力的重要性及孩子们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成效性。

　　孩子剧团无论是上海时期的成立，或是武汉时期的发展，还是重庆时期的花开，每一步都是在书写抗日童心的传奇。孩子剧团这朵艺术之花的绽放，是党的雨露滋润、阳光照耀的结晶。

　　文丨黄慧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