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子重（1922-1949），曾用名韩谦，重庆长寿人。1938年初，韩子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学习，毕业后在晋东南前线作战并担任战地记者。1940年，他经组织安排回川，先后以阆中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中尉、国民党四川军管区少校、成都列武中学军训教官等身份为掩护，从事军队策反工作。1948年，韩子重在中共川康特委的领导下从事军运、策反工作，后打入南充罗广文部任中校营长。同年9月，他赴香港参加中共举办的党训班学习，10月回成都后在师管区任营长，准备武装起义。1949年1月24日，韩子重在成都被捕，后转押至重庆渣滓洞看守所，同年11月27日牺牲。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新征集到一组韩子重被关押在渣滓洞看守所期间所写的家书。这组家书共八封，写于1949年5月至11月间。韩子重在信中流露出对家人的真挚情感和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展现了复杂严峻的狱中形势和渣滓洞大屠杀的部分历史细节。

韩子重

　　狱中三联家书

　　这封家书写在一页泛黄的红色竖格纸背面，黑色钢笔竖式书写，信纸有明显被剪裁过的痕迹。经过对家书内容的整理研究及对信纸、笔迹的分析判断，笔者认为这是一封三联家书，第一封写给在重庆的幺叔韩觉民，第二封写给在成都的父母，第三封写给恋人、中共党员车桂英（车耀先烈士之女，又名车毅英）。

　　韩觉民是中共党员，系韩子重父亲韩任民的三弟，长期在重庆以银行经理的身份为党筹集活动经费并负责联络工作。韩子重在写给韩觉民的短信中提到“入狱四月”，显然该信写于1949年5月。同时，韩子重强调“后二件恳速转蓉”，明显是希望韩觉民能将该信的后两联转交给在成都的父母和恋人。

　　韩子重被诱捕时，车桂英正好在他身边。1949年2月，为营救韩子重，车桂英独自搭车由蓉赴渝，并改名车毅英。据车毅英回忆：“由于子重的被捕，我的组织关系也断了。”“后来，我与子重的叔父韩觉民联系上了，才知道子重被关在渣滓洞。”“直到5月，子重的叔父才给我一封子重的密信。”显然，韩觉民收到这封家书后，就依照嘱托，将信的第三联裁剪后交给了车毅英。由于是最后一联，落款人和时间都在这封短信上。

韩子重与车毅英合影

　　75年后，这封三联家书的内容终于完整呈现，全文如下：

　　第一联

　　请交韩觉民收（有可贵消息，请告何设法转出）

幺叔：

　　入狱四月，生活虽苦，心情尚平静，身体亦健。目前管理稍为改善，许多粗暴现象已不多见。到此后即未审讯，想并无新事件牵涉也。送来衣物均收到。除尚需肥皂、短裤、短袜外，他无所需（香烟在此系用作工具，愿能间周送一、二条来，可用最坏的牌子）。闻形势好转，似有生还希望，一切待大门开时，再面谢也。后二件恳速转蓉。倘送东西来时困难可请何先生家设法。

　　第二联

双亲大人：

　　入狱以来，身体尚健，心情亦极平静，所不安者，革命事业崭新局面到来，而置身囹圄，十年基础，一旦破坏，更使亲长担忧，友朋愁虑了。目前大局急剧变化，或可不死，倘能生还，再报养育之恩也。桂英愿善待之，祈在可能范围内，予以适当之工作机会，儿身受也。安好，弟妹们好，前请救济同难诸人家属，恳惠办也。

　　张学云与儿同囚一地，请通知韩百城，并请他支助他家属。

　　第三联

桂英如晤：

　　革命的道路是艰辛的，坐牢流血是常事情，勿为我悲。依目前形势，估计年内可能出来。惟恢复自由前恐将遭受一次迫害。华荣伯父确在此地附近之红铜湾就义，一切与前所传说同。好好生活，珍惜自己。多慰我母亲，并帮助我弟妹们。送一柄红色胶柄牙刷与我，交幺叔转来。我一切未了手续交子健。

　　重

　　五。四。

1949年5月4日，韩子重在狱中写的三联家书

　　韩子重在致韩觉民的信中，记录了狱中情况：“生活虽苦，心情尚平静，身体亦健。目前管理稍为改善，许多粗暴现象已不多见。”“送来衣物均收到。”表明此前他已与韩觉民取得联系。当时，韩子重对革命胜利信心满满，并乐观地认为有活着迎接解放的可能。

　　“有可贵消息，请告何设法转出。”“倘送东西来时困难可请何先生家设法。”何先生即何柏梁，与韩子重一同被关押在渣滓洞看守所，二人早已熟识。何柏梁的妻子曾咏曦通过被策反的看守和狱医等将秘密消息和物品带入狱中。何柏梁在家书中也多次提到韩觉民和这条秘密联系渠道。韩子重认为这条秘密交通渠道是可信赖的，才会委托何柏梁代为转交家书。

　　在致父母的信中，韩子重首先表示：“革命事业崭新局面到来，而置身囹圄……更使亲长担忧，友朋愁虑了。目前大局急剧变化，或可不死，倘能生还，再报养育之恩也。”不仅表现出他对革命事业的必胜信心，也展现了他对父母的孝道和深情。韩子重在自身尚未脱险之际，仍不忘关心同志。他的父亲韩任民时任四川省军管区副司令，他嘱咐父母救济狱中难友的家属，还传递出在他领导下从事军运工作的张学云被一同关押的消息。张学云受同乡、中共党员韩百城（韩伯诚）影响走上革命道路。韩任民与韩百城是故交，因此韩子重委托父亲代为转达。

　　在致车毅英的信中，韩子重劝慰道：“革命的道路是艰辛的，坐牢流血是常事情，勿为我悲。”他对革命形势持乐观态度：“估计年内可能出来。”但对革命的艰巨性亦有清醒的认识：“惟恢复自由前恐将遭受一次迫害。”做好了随时为革命流血牺牲的准备。他嘱咐恋人一定要“好好生活，珍惜自己”，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为革命事业作贡献。

　　1949年春节后，关押在渣滓洞的革命者们为了相互鼓舞，互赠自制的“红星”“红心”“短剑”等，韩子重也请车毅英“送一柄红色胶柄牙刷与我”。据车毅英回忆，1949年10月，韩子重托人带出一封信给她，“信里有一颗红色牙刷的胶柄磨成的小五角星，就是我给他带进去的那把牙刷胶柄做成的”。可惜的是，这封信在车毅英收到之前，被友人藏在房屋夹壁中，房屋被炮弹炸毁，信件也找不到了。1949年5月4日的这封短信成了韩子重写给她现存的唯一书信。

　　七封黎明前的家书

　　本次征集到的另七封家书系1949年6月至11月间，韩子重在狱中写给韩觉民的。这七封家书均写在烟盒内纸上，纸张大小不一，微微泛黄，但保存完整。面对严峻复杂的狱中形势，韩子重在这组家书中，仍向亲人表明自己“生死早置度外”的坚定革命信念；希望父亲尽快辞去军职，并要求父亲设法营救狱中同志；嘱咐韩觉民帮助解决狱中同志急需的营养品和药品；尤其传递出了敌人对革命同志实施屠杀的消息。

1949年6月至11月，韩子重在狱中给幺叔韩觉民的七封家书

　　1949年4月至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相继解放南京、杭州、西安、南昌、上海等大城市。韩子重在6月22日的信中写道：“狱中生活受时局影响，管理日趋严格与紧张。”狱中“急需时局变化状况、战局消息”，“作较有系统之分析与整理”，并嘱咐“收集较新较进步之杂志，请交何府转来”。听闻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消息，韩子重不顾狱中恶劣形势和自身安危，乐观地表示“每日与同室难友谈笑高歌，以待最后之考验也”，并“自信尚能及格”。据渣滓洞脱险志士傅伯雍回忆，韩子重在狱中“特别爱学习”，并“传播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鼓舞大家的斗志”，还给难友们“讲中华英烈大义凛然的事迹”，以坚定革命信念。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当局气急败坏，狱中革命者的处境更加艰难。10月3日的家书显示，韩子重已身患肺病，“近来疾病交缠，身体健康状况日趋恶劣”，“此间营养太差，药品困乏”，希望韩觉民能设法送盘尼西林等药品和奶粉等营养品进来，同时表示这些药品“除一部自用外，余以救济同难友人（全部均同性质）”。

　　经过积极的策反工作，韩子重等成功策反了渣滓洞看守黄茂才，打通了与外界联系的渠道。他在10月3日写道：“‘柏’线以后不再用，除请由口头上转陈些许事件外，不再有书面东西转陈”，并向韩觉民言明送信者“系侄好友，明达向上，老成干练，请释疑虑”，“来友至好，有关家中情形可请转告”。

　　在6月22日和10月3日的信中，韩子重落款均用本名“重侄”，此后五封家书落款则用“明侄”，并在11月14日的信中特别提醒韩觉民：“以后来件请不书侄名，以明代。”“明”系韩子重党内名“克明”的缩写，“克明”二字被他镌刻在送给车毅英的钢笔上，这支钢笔保存至今。

　　10月3日的家书是通过新渠道传递给韩觉民的第一封信，因此韩子重仍用本名进行落款，以打消韩觉民的疑虑。此后的化名落款，从侧面反映出狱中形势逐渐恶劣。据黄茂才回忆，他曾多次帮韩子重送信“到重庆市区韩觉民先生公馆里”，既“带信出去又带些东西回来”。韩子重10月18日写“现款贰十元交侄友携返”，10月26日又写“交侄友携回现金五元”，也印证了这一情况。10月下旬，黄茂才接到母亲病重的消息，请假回乡看望，10月26日韩子重记“侄友日内无法再来”，应是这个原因。

　　10月26日，韩子重嘱咐韩觉民：“在可能条件下，恳商吾父急速进行活动保释，以非侄之私人愿望，亦友辈，一致之期待者，时间至要，祈勿延缓，至盼至感。”可见，狱中革命者们已从种种迹象察觉到危险即将来临。同时，韩子重关切“父亲已辞职否，幸勿久留军区，倘有可能减少人民生命财产之损失，愿不失时机向在朝大员，提出恰当之建议，当为一大功德”。韩子重在自身安危尚无定论之际，仍心系人民群众，尽显革命者的气度风范。

　　从11月开始，韩子重在家书中传递大屠杀的消息。他于11月4日提到：“预计的可能发生的事件是来了，从上周起，已有七人由这儿提走，去向与结果如何，无法知道，而传说纷纷，再由各种征迹判定，这将是一个疯狂行为的开始。”此信所记“上周”，应指1949年10月28日在重庆大坪刑场的公开枪决。当时共枪决了10人，从渣滓洞看守所提走的“七人”，包括楼阅强、蓝蒂裕、华健、雷震、成善谋等5位烈士，及涂孝文、袁儒杰两名叛徒。另外3人，则是关押在白公馆看守所的陈然、王朴两位烈士，以及从杨家山提出的叛徒蒲华辅。

　　11月14日，韩子重在信中写道：“营救事可仍进行，但无过免（勉）强，请常送些食物来（不必再送衣服来），则可由收据获得侄尚存在之信息。”此时，他意识到营救难度极大，请“父亲见谅，他老年担忧，不安得很，转请宽宥和宽心”。韩子重入狱后，韩任民曾多方奔走营救均未果，后愤而辞去军职，完成了“幸勿久留军区”的嘱托。

　　11月21日，韩子重提及“十四日又提走二九人，后果不明”，指向了11月14日，江竹筠、李青林、唐虚谷、陈以文、盛超群等29位烈士牺牲于重庆歌乐山电台岚垭刑场的事实。这组烈士家书，成为重庆党组织获取狱中情形及大屠杀消息的渠道之一。

　　面对随时可能牺牲的危险，韩子重英勇地表示“生死早置度外”，但他也深深明白，自己的艰难处境和病弱身躯时刻牵动着父母的心。他在11月14日的家书中写道：“侄病亦无变化，仅左肺疼痛程度稍增耳。”“三数月尚可支持。”11月21日又记：“侄病无变化，咳嗽稍减。”但据傅伯雍回忆，11月27日，韩子重“已病重，连在牢房中轮流倒马桶都不能干”。前后不过数日，病情差异之大，可见他为了不让父母担忧，隐瞒了真实病情。

　　11月27日，渣滓洞大屠杀前三小时，国民党特务将韩子重转移出牢房，将其杀害于戴公祠旁的菜园里。重庆解放后，车毅英赶到渣滓洞四处找寻。经过十多天的努力，她终于在戴公祠旁的菜园下挖出韩子重的遗体。

韩子重赠送给车毅英的刻有“克明”二字的钢笔

　　数十年来，无论境遇如何，车毅英始终小心珍藏韩子重的家书和遗物，这组珍贵的家书才得以保存至今。这组家书既展现了革命英烈舍生忘死、坚贞不屈的豪迈气魄，又显露出一位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陶，时刻谨记孝敬父母、善待友人的青年形象。细细品读，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炽热的温度、赤诚的情怀。

　　文丨胡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