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元帅次子，少将军衔。毕业于清华大学，曾就职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历任部队指挥员、军事外交官、联合国军事观察员、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芬兰和爱沙尼亚三军武官等职。参与《刘伯承传记》的编写工作，创作过电影文学剧本《青年刘伯承》。

　　白墙红瓦，溢彩流光，水天一色……12月4日上午，开州汉丰湖畔，刘伯承同志纪念馆，庄严肃穆，伴随深情婉转的《献花曲》，从广州专程来渝的刘蒙迈步向前，向刘伯承铜像敬献花篮。

　　12月4日，刘蒙在刘伯承铜像前整理花篮缎带（朱书灵 摄）

　　老将军虽已年至古稀，但目光炯炯、精神矍铄，举手投足间，尽显军人本色。

　　当天，是刘伯承元帅诞辰132周年的日子。开州区举办以“缅怀元帅伟绩 赓续红色血脉”为主题的刘伯承元帅诞辰132周年群众性纪念活动。刘蒙作为家属代表出席活动。

　　“岁月流逝，对往事的记忆如海潮滚滚，冲击着我的心灵。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体会到爸爸刘伯承对我的爱是多么的深沉，对我的教育是多么深刻和重要……一想起爸爸慈祥的面孔、温和的话语，就感到一种难言的温暖和激励人心的力量。一幕幕往事旧景，历历展现在我的眼前。”此次活动之前，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赴广州对刘蒙将军进行了专访。

　　吴下阿蒙

　　循循善诱纠正“二杆子”脾气

　　回忆起父亲，刘蒙首先想到的是他对自己的言传身教。

　　刘蒙生于1952年，名字就寄托了父亲的一片厚望：“我哥叫太行，我弟叫太迟，一个未成年就夭折的姐姐叫华北，妹妹叫弥群、解先、雁翎。”刘蒙回忆称，小时候他对自己的名字很不服气，叫阿蒙，觉得最难听，后来才知道，这个名字出自“吴下阿蒙”的典故。父亲希望他像三国东吴名将吕蒙一样，奋发上进，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

刘伯承全家福（受访者供图）

　　1967年春天，刘伯承在南京治疗眼疾，刘蒙随后也来到这个城市，跟爸爸生活在一起。

　　“爸爸的生活很规律，每天早上5点起床，先读一段俄文，这一习惯一直坚持到他72岁双目失明为止；然后打一套自创的操，最后便开始写毛笔字。”刘蒙回忆，这三件事做完，爸爸才开始吃饭，足见其对学习的热爱。

　　当时，刘伯承给他规定的两门主要功课，一是古文，一是书法。

　　刘伯承经常对他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所以爸爸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时，总要同时把他叫起来，让他背书、习字。

　　那时，刘伯承的视力已经不好了，但记忆十分准确，青少年时期读过的《古文观止》，几乎是篇篇能背。每天早饭后，刘伯承都要检查他背书，他将此叫作“晨关”。

　　一天早上，刘伯承指定他背《辨奸论》。他觉得文章太难，怎么也背不顺，就找了一个借口，跑到林子里去玩。结果那天的“晨关”怎么也过不去，爸爸却没有揭穿他的“鬼心眼”，只是沉静地说：“你从小就想要做个勇士，在北极阁山上跑，说要打狼。你现在大了，应该懂得勇敢就是不怕困难，勇者不惧嘛！只要你不怕困难，半个小时后，你一定能背下来。”

刘蒙3岁时与父亲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如果有什么事，别人说我不敢干，我就偏要干，有点‘二杆子’脾气。听了爸爸的鼓励，我就回到屋里，专心致志地念了半个小时，终于把《辨奸论》背得烂熟。”刘蒙说。

　　晚饭后陪爸爸散步，是刘蒙最喜欢的事情。每逢这时，刘伯承总是给他讲些历史人物、故事。一天傍晚散步时，刘伯承给他讲了西汉开国谋臣张良的故事：张良痛恨秦始皇，开始时想以匹夫之勇暗杀他，失败了。后来遇到黄石公。黄石公有心教他本事，但认为首先需要磨掉他少年的刚锐之气，所以几次丢鞋，让张良去捡，当黄石公认为张良学会了忍耐、是可教之人时，就传给他一套有名的谋略《三略》。后来，张良成为刘邦的主要谋臣，“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被封为“留侯”。

　　讲完故事的第二天，刘伯承就让刘蒙学苏东坡的《留侯论》，并一字字给他解释，重点讲解了“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忍小忿而就大谋。”

　　“爸爸还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的‘二杆子’脾气，不是勇敢，而是鲁莽。真正的勇敢，是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畏惧它，并且能够冷静地想出办法。”

　　每当回想起在南京生活的那段时光，刘蒙都感觉美好又难忘。在学习古文的同时，他更学会了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法。

　　“‘深思断行’这四个字是父亲教给我的方法，希望我不管看书学习形成一个观点，还是确定一个工作方法，都应经过反复的思考。确定一个方向后，就应以坚韧的毅力完成。这也成了我后来的人生信条。”刘蒙说，在后来的工作生活中，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父亲慈祥的面孔、温和的话语时常在他的脑海里浮现，给予他一种温暖和激励人心的力量，他就会振作精神，克服困难，勇攀高峰。

　　功高不居

　　从不愿意去讲自己的功绩

　　刘伯承同志纪念馆内，《党性坚强、贡献卓越——刘伯承同志生平业绩展》分“立志报国 上下求索跟党走”“坚定信仰 紧要关头举战旗”“万里长征 足智多谋善用兵”“厉马太行 敌后抗战显神威”“逐鹿中原 横扫千军如卷席”“勇追穷寇 翻天覆地建西南”“金陵治校 军事理论育将才”“功高不居 鞠躬尽瘁为国是”“风范永存 千秋伟业垂青史”九个部分，展示了大量珍贵实物和文献资料，辅以沉浸式场景等手法，生动再现了刘伯承元帅光辉伟大的一生。

开州刘伯承同志纪念馆内，展示了大量珍贵实物和文献资料，介绍了刘伯承元帅光辉伟大的一生（记者 尹诗语 摄/视觉重庆）

　　“我父亲活到了95岁，他的一生可以说是身经百战，或者说身经何止百战。他一生负过9次重伤，身体有11处负伤。”刘蒙说。

　　回顾刘伯承的一生，他5岁读私塾，12岁开始接受新式教育。1911年，当辛亥革命的风暴席卷神州大地之际，他毅然选择了从军之路。当时，亲朋好友多不赞成此举，他却慨然作答：“大丈夫当仗剑拯民于水火，岂顾自己一身之富贵？”

　　1912年，刘伯承以优异成绩，考入重庆蜀军政府将校学堂，从此投笔从戎。毕业后，他被分派到熊克武部队当见习生，随后升任司务长、排长，开启了一生漫长的军旅生涯。

　　1923年9月，刘伯承在参加讨伐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战争中右腿负重伤。在成都疗伤期间，他得以静下心来读书和思考，他发现自己虽立精忠报国之志，经九死一生苦战，却仍旧改变不了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现状。通过求索和所见所闻，他深切地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拯救中国，于是在1926年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了泸顺起义。

　　1927年8月1日，刘伯承参与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任军事最高决策机关——军事参谋团的参谋长。南昌起义失败后，他赴苏联深造。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刘伯承首先担起殿后的重任，后勇任先遣司令，在突破乌江、智取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等战役中，襄助军委，运筹帷幄，战胜强敌，屡建奇功，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在率部通过凉山彝族地区时，他与小叶丹“彝海结盟”，被传为民族团结史上的一段佳话。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刘伯承任八路军第129师师长，战斗了31000次，先后进行了夜袭阳明堡、设伏神头岭等一系列著名战役战斗，给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创建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部队从进太行山时候的9000多人，到抗战以后变成30多万人，有了刘邓大军之说。

　　1949年4月，刘伯承指挥渡江战役；同年11月，他与邓小平率部进军西南，在近半年的时间内共歼敌约90万人，解放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和西康省大部，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割据西南、伺机反攻的企图。

开州刘伯承同志纪念馆，游客正在参观纪念馆记者（尹诗语 摄/视觉重庆）

　　“父亲的一生，经历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全部过程。他判断敌情准确，计划战斗周密，善于出奇制胜，以神机妙算、足智多谋著称。”刘蒙称，朱德元帅曾赞誉他“具有仁、信、智、勇、严的军人品质，有古名将风，为国家不可多得的将才”；陈毅元帅留下过“论兵新孙吴，守土古范韩”的名句；邓小平同志也曾写道：“伯承同志是我党我军的大知识分子，大军事家。他的军事指挥艺术和军事理论造诣，在国内外屈指可数。”

　　面对荣誉和功劳，刘伯承却谦逊地说：“我自己的一生，如果有一点点成就，那是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所给我的。离开党，像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的……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题上‘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十二个大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荣。”

　　“父亲是一个从来都不愿意讲自己功绩的人。”刘蒙说，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编写《大百科全书》，其中有一个条目介绍刘伯承，开头是这样写的：“刘伯承（生于1892年）四川开县人，革命军事家。”当中宣部拿着初稿去征询刘伯承本人的意见时，他拿起毛笔，毫不犹豫地把“革命军事家”后面的两个字勾掉了，并恭恭敬敬地写上了一个“人”字。这样一来，“革命军事家”就变成了“革命军人”。

　　1950年 6月，刘伯承更是主动请辞在西南担任的重要领导职务，去创办了我军第一所培养中高级干部的军事学院——南京军事学院。当时党中央准备调他进京出任总参谋长，他却风趣地说：“我是三参总戎幕，一败两罢官（即南昌起义时任参谋团参谋长，起义失败；两次任红军总参谋长，先被共产国际的李德撤职，后被张国焘调离），这次就不要再当了，我还是去办院校当教书先生吧！”

　　南京军事学院建设过程中，刘伯承提出“三化”即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的建校方针，同时他提出以联合作战牵引军队现代化建设。“我国建立国防军70多年，‘三化’基本没变，军队建设也是沿着这个路线在走。”刘蒙介绍。

　　值得一提的是，刘伯承元帅还翻译了190多万字的国外资料，并写下300多万字的军事著作。其中，“游击战”这个词就是刘伯承首译。

　　“游击战”一词，从西班牙语翻译过来被译作“黑猩猩战”。根据军语词典里的定义：so high mobility，具有非常高的机动性，像黑猩猩一样捉不住它，但是它来打你又很突然，即sudden strike，突然性地对你实施打击。

　　刘伯承认为“黑猩猩战”不好理解，他在史记《李广传》里看到一句话，“李广善游击”，因为李广打匈奴时跑得快、打得快，所以说李广善游击。刘伯承认为，游就是跑，机动；击就是打击。所以他将“黑猩猩战”改为“游击战”。

　　帅门家风

　　“勤能补拙，俭以养廉”受用终身

　　“我从小在革命家庭中成长，父母亲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也深深影响着我们这些子女，帮助我们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刘蒙说，父亲是“军神”也是慈父，给了他人生无限的动力。

　　“勤能补拙，俭以养廉”是刘伯承元帅的座右铭，在他看来，廉洁的品行要靠平时俭朴的生活养成，只有工作上廉洁奉公，政治上才能无私无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伯承依旧保持着克勤克俭的作风。他在北京的住处，是一套老式的四合院。客厅里的陈设十分简朴，只有一套旧沙发、几把椅子、两张茶桌以及一张靠窗的小书桌。旧沙发上覆盖着的蓝色沙发套已经被洗得泛白，上面还有几块明显的大补丁。

　　刘伯承艰苦朴素的本色还体现在他一贯简朴的穿着上。在南京时，刘伯承一直穿着一套半旧的军服。当时出于保证领导人安全的需要，要求军队干部上街一般要穿便服。于是，警卫员张福旺提出给刘伯承做一套便服，并说道：“您身材那么魁梧，穿军装目标太大，一上街，大家都认出您来了，给我们的警卫工作带来很多困难。”

　　刘伯承知道是部队的规定，只得答应了。正当张福旺高兴地琢磨着选用什么布料做衣服时，刘伯承却告诉他：“我看，做一套蓝卡其的就蛮好了，又便宜，又结实。”张福旺很不情愿地说：“动员您大半天，就买块卡其布，您这个大首长，应该……”刘伯承打断张福旺的话，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小鬼，我们要做的事情多着哩！要把精力放在学习和工作上，不要和人家比吃、比穿、比住。越是上面的干部越要带个好头，艰苦奋斗是我党的法宝，万万丢不得啊！”

　　“爸爸不仅自己节俭，对家人的要求同样如此。我上中学的时候，穿的还是姐姐穿过的女式旧军装。有些同学取笑我，叫我‘黄皮’。回到家里，我跟妈妈说，‘以后不穿这女式黄军装了，人家都笑话我。’妈妈看了看我，也笑起来说：‘是啊，你都大了，等这件衣服穿破了之后，就不再让你穿女式衣服了。’停了一会儿，妈妈想了想又对我说：‘你在生活上要向爸爸学习。你看他的棉鞋穿了好多年，补了好几次，不是还在穿吗？穿着干净整齐就行了。’”刘蒙回忆道。

　　刘蒙还记得，他家里电话旁贴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告示”，这是母亲写给孩子们的：“儿女们，电话是党和国家供你爸爸办公的，你们有什么私事绝对不许用这个电话。假公济私是国民党的作风，不许带到我们家里来。”

　　“就这样，俭朴之风始终贯穿在我们家中。”刘蒙说，哥哥结婚后，只住在单位分的一间9平方米的房子里；姐姐结婚时只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你们不能依靠我刘伯承的牌子过日子，凡事都得靠自己”“艰苦奋斗是我党本色”……他们都谨记父亲教诲，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哥哥太行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放弃到部队当高级指挥官的机会，一直从事科研工作；二姐弥群服役于空军部队，能吃苦耐劳，勤于钻研，曾多次立功受奖，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三姐解先、四姐雁翎从事医疗工作，弟弟太迟在军事机关工作。

全家福，后排左二为刘蒙（受访者供图）

　　“多年后，我更领悟到俭朴是一个人多么宝贵的品质，‘勤能补拙，俭以养廉’也成为我的座右铭，受用终身。”刘蒙说。

　　如今，已年过古稀的刘蒙，每天都要读书、写书法，走在传承红色基因的道路上。

　　“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优良党风涵养红色家风，以优良家风强化党性修养，作为革命后代，始终有一腔热血在胸中涌动，有一种情感在内心流淌，我更要以身作则，传承好红色基因，为新时代的中国蓬勃发展贡献自己的余力。”刘蒙说。

　　记者 韩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