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解放中，如果说军事进攻是一条明线的话，重庆地方党组织执行的统战工作（包含隐蔽战线）则可称为“暗线”，两线作用，交相辉映，成就伟业。

　　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重庆日报“重走重庆解放之路”采访组通过寻访当事人、采访专家，还原了当年那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隐蔽战线的先辈以笔为剑，以智取胜，与敌人进行的一场场无声却激烈的较量。

　　隐蔽起来伪装起来

　　继续为共产主义而努力奋斗

　　故事始于1939年底的一天。

　　冬季的山城，被厚重的雾气紧紧包裹，仿佛连时间都被凝固。在凛冽的寒风中，一个年轻人行色匆匆地来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招待所所在的红岩嘴13号。他就是彭友今。

　　彭友今，是一个不太广为人知的名字。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过第五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第六届全国政协秘书长、第七届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并创办《人民政协报》，担任《当代中国的人民政协》主编。

　　彭友今何以身居要职？他在新中国成立、解放战争中作出过什么贡献？记者找遍各类历史资料，查阅大量文献，想从中拼凑出彭友今颇具神秘色彩的一生。但是，所有文献对他的记载都屈指可数，很多都是一笔带过。

　　直到我们找到一本彭友今出生地四川大竹县有关学者为他写的一本自传，才从中找到了答案。

　　原来，1939年，党组织决定彭友今不再担任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宣传科长，调到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

　　初到南方局，彭友今由董必武直接领导。董必武先后三次和彭友今谈话，安排彭友今的工作。

　　当时，南方局主要围绕两大方面开展工作：一是统战工作，根据统战对象不同，做工作的人员和方式也不同；其二是隐蔽战线，领导国统区党的地下工作。

　　打退国民党的两次反共高潮后，南方局关于国统区党的地下工作方针和政策、措施进一步明晰：“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但光有“十六字方针”，而没有一套具体的政策和措施，“十六字方针”就不能贯彻落实。要隐蔽精干，以待革命高潮的到来，就必须执行“三勤”“三化”政策——党员必须“勤业、勤学、勤交友”，党员活动要“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

　　“十六字方针”是周恩来提出并经党中央批准定下的。虽然董必武和彭友今的三次谈话具体内容不得其详，却都和“十六字方针”及“三勤”“三化”政策密切相关。

　　彭友今后来回忆：“我在招待所住了两个多月，董必武同志同我谈了三次话，大意是由于形势的变化，要我做统战工作，并要我从头做起，要广交朋友，做长期打算，还要做好隐蔽。”

　　三次谈话后，董必武决定让彭友今长期埋伏下来。组织关系和工作关系转入“地下”，按地下党员的工作方式从事党的工作。

　　红岩受命，是彭友今一生的重大转折。在重庆，他必须把自己隐蔽起来，伪装起来，继续为共产主义而努力奋斗。

　　而彭友今的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在重庆找到一份可以隐蔽身份的工作。而后，根据董必武的安排，彭友今到《时代新报》任编辑，以此职业作为掩护，秘密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彭友今原本是准备长期埋伏在《时代新报》，等待着接受新的任务，但事态的发展却很难尽如人意。

　　1942年11月，叛徒突然出现在重庆并四处搜捕彭友今。一天，彭友今和那个叛徒在大街上不期而遇。四目相对时，彭友今先是一愣，随即警觉，转瞬消失在人群中。叛徒回过神来，大呼：“抓！”但被熙熙攘攘的人流所阻。

　　经此险遇，彭友今感到在重庆很难立足。于是，他转移到泸县（四川省泸州市辖县），明面上的身份为大同实业公司协理，和地方党组织不发生横向联系。

　　1944年夏，彭友今回到重庆，开始了他的统战工作生涯。1947年，遵照党中央指示，南方局秘密成立重庆统战工作组，任命彭友今为组长，而他的社会身份是《商务日报》总编辑、主笔。此外，彭友今还应聘到西南学院做兼职教授，又是合记炼油厂厂长。总编辑、主编和教授、厂长这样的头衔，为彭友今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隐蔽战线工作提供了方便。

　　为了安全，统战工作组成员的工作方式主要是单线联系（一对一）。周永林回忆自己在重庆统战工作组的经历时说，当时，他的社会身份是均益公司的经理，收到情报后就利用工作上的机会，把情报传递给自己的上级，再由上级直接交给彭友今。

　　所以，时至今日，重庆统战工作组到底有多少成员、成员是何许人也都无从得知。但是，彭友今领导的重庆统战工作组，部署了一批力量进入新闻界，掌控舆论阵地；部署了一批力量进入工商界，确保重庆工商界头面人物没有跑掉，资金没有抽逃，把重庆经济基本上完整地保存下来，创造了解放战争中解放大城市的一个奇迹。

　　置生死于度外

　　“搞地下工作就是把脑袋提起来干”

　　在隐蔽战线这片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每一分静默都蕴藏着千钧一发的危机，每一步前行都可能是生与死的较量。尽管这些隐匿在黑暗中的战士鲜少被提及，他们的名字或许永远不会被大众所熟知，但他们所作的贡献是难以估量的。

　　“我父亲的身份，也是1956年才公开的。”近日，重庆史研究会名誉会长周勇向记者再现了那段尘封已久的烽火岁月。

　　1938年4月，周永林年满18周岁，经党组织批准，由党领导的“秘密学联”成员，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来，便在南方局领导下，加入重庆统战工作组，开始从事隐蔽战线的工作。

　　“父亲本来是学农的，理想是成为一名研究柑橘的专家，但当时党非常需要有人来‘打入’金融界、经济界，他便到了均益公司做职员。”周勇说，他的爷爷与均益公司董事长董其康之父是世交。有了这层关系，父亲周永林很快便成为了均益公司的“红人”，逐渐担任公司要职——总务主任、地产部经理。

　　按照“隐蔽精干”的指示，周永林的公开身份是经济界人士，与重庆工商、金融界的人有频繁的“业务往来”。此外，他还担任《商务日报》主笔、《国民公报》社论委员，“在商言商”的隐蔽策略，让他很好地“混迹”于工商、金融界的大亨和社会名流中。

　　周永林曾自嘲：“好多人以为我发国难财哩！”其实，他暗中又把挣到的钱通过各种方式交给了党组织。

　　在那个波诡云谲的年代从事地下工作，每位同志都冒着极大的风险。“父亲曾经形容说，他们‘当年搞地下工作就是把脑袋提起来干，还要把伙食费带起’。”周勇说，他的父亲几次险些落入“虎口”。

　　1948年，时任中共重庆市工委书记的刘国定被特务逮捕后叛变，随之一大批地下党员被捕入狱，其中就包括当时周永林的直接上级——川东地下党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

　　1948年12月14日，坐牢8个月的李文祥趁放风的机会，跑到特务办公室要求“坦白情况”，交代出16位同志，周永林就是其中之一。

　　那是冬天的一个傍晚，特务准备到周永林的公司来“抓人”。

　　“那天晚上，老板还在加班，我也陪同在旁。老板的‘长随’（即跟班仆役）王道生突然跑上楼跟我说，楼下有人打听我在不在，说要在我手上买房子。王道生一看那人神色不对，又一想，天都黑了买什么房子，肯定不对头，于是就谎称我已经走了好久了。”周永林生前曾这样描述那段惊心动魄的往事。

　　他知道肯定“出事”了，便立马从后门悄悄离开公司，连夜避难到了四川内江。周永林躲过一劫又一劫活了下来，但他的不少战友却倒在了国民党特务的屠刀下。

　　统战工作组成员黎又霖、陶敬之二人，就牺牲于重庆解放前夕的“11·27”大屠杀之中。

　　重庆解放后，周永林还曾到白公馆渣滓洞找寻烈士遗体。他在白公馆一间地铺的褥子下，翻检到了一张巴掌大小的土纸，上面是黎又霖留下的绝命诗。其中一首这样写道：“革命何须问死生，将身许国倍光荣，今朝我辈成仁去，顷刻黄泉又结盟。”

　　对父亲的这段经历，周勇印象极为深刻，还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叫《父亲牵挂歌乐山》。文中有一段话令人动容：10年前的“11·27”前夕，已经90岁的父亲对我说：“我走不动了，你要去歌乐山看看黎又霖、陶敬之、胡有猷他们。”在这块浸透了烈士鲜血的地方，有五个人与父亲直接相关，他在晚年多次讲起这些事情。当年，父亲只是战斗在隐蔽斗争一线的一个普通党员，但他对那段历史守口如瓶。不论是他写的，还是对我们讲的，都只是一鳞半爪。

　　作为隐蔽战线成员，除了危险和误解，还要克服孤独。

　　周永林对自己的身份，即便是身边最亲近的人都三缄其口，以至于解放后谈恋爱时，他的女朋友，也就是周勇的母亲对他都颇有疑虑。一个高大帅气的男人，家庭条件、经济条件都很优越，怎么30岁还没有结婚？

　　直到1951年2月的一天，这对恋人走在解放碑街头，看见李文祥的判决布告上出现他出卖同志的名单中有“周永林”三个字的时候，周勇的母亲才恍然大悟。

　　“这个‘周永林’是你吗？”两人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

　　力挽民族资本

　　没有一个企业家跑到台湾去

　　许多研究重庆解放史的专家学者都有一个共识：“当时重庆统战工作组最大的贡献有两个，一是冒险收集并传递了很多有用的情报，二是很好地落实了人不要跑、钱不要跑‘两个不要跑’的指示。”

　　要实现这个目标谈何容易，但重庆统战工作组硬是将工作做到了极致。

　　重庆解放历史研究专家、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研三处三级调研员徐术介绍，当刘邓大军到达重庆的时候，他们便得到了一本情报“小册子”，里面详细记录了各大街区商铺老板的经济实力、家庭情况、政治倾向等，以便我党其他同志做下一步的工作。

　　而隐蔽在工商界的地下党员们详细调查了重庆经济和企业情况，形成了一份完整的报告，提供给了党组织。

　　1949年，随着解放大军神速推进，国民党统治的崩溃指日可待，很多工商界人士都开始为自己的今后作打算。多数人害怕有朝一日共产党得天下就会“共”他们的“产”，便纷纷准备转移资金、转移企业。

　　鉴于此，重庆统战工作组的任务就是要稳住民族资本家，争取他们拥护人民军队解放重庆，支持人民政权建设重庆。因此，工作组定下了具体工作目标：争取民族资本的资金不外流、工商金融界人士不外逃。

　　当时，重庆最有名的聚兴诚银行，老板叫杨灿三。这位大资本家思想比较保守，听说共产党马上要解放重庆了，他基本拒绝与中共人士正面接触。

　　这种情况下，我党及时将资本家按性质划分为不同类别，区别对待，即对官僚资本进行没收，对民族资本进行保护。这让包括杨灿三在内的民族资本家吃了颗“定心丸”。

　　那时天津已解放，重庆的另一家大企业川康银行天津分行老板没有外逃，而是留在了天津。这对杨灿三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于是，党组织派遣统战工作组的成员动员川康银行天津分行回到重庆的人去做杨家的工作，告诉他共产党对民族资本家的具体做法。那个时期，统战工作组经常都会组织召开座谈会、报告会，请马寅初等知名学者给工商界人士宣讲时事政治和经济形势，介绍党的政策与主张。

　　功夫不负有心人，杨灿三对共产党的态度有了明显转变。

　　根据有关资料记录，杨家有五大房，其中第五房在香港，产业做得很大。到重庆解放前夕，第五房就要求杨灿三把重庆企业的资金调到香港去。但是杨灿三拒绝了抽逃资金的做法，也没有前往国外，而是选择留下来，支持重庆的建设。

　　杨灿三的态度对重庆其他民族资本家产生了非常积极的示范效应。

　　让人欣慰的是，通过艰苦工作，在刘邓大军解放重庆的时候，全市工商业、金融业没有受到太大损失，特别是没有一个企业家跑到台湾去，也没有一分钱资金外流到台湾、香港。

　　在重庆解放历史研究专家、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研三处三级调研员徐术看来，“那些隐蔽在重庆的党员干成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重庆是工商业城市，如果工商界人士跑了，钱没了，城市发展就成问题了。”徐术说，正是因为当时重庆的经济没有“伤筋动骨”，才在解放后修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重庆市人民大礼堂、大田湾体育场等西南地区重大的基础设施。

　　这一切，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也有历史资料佐证。

　　在战乱初定，百废待举的日子里，邓小平曾这样肯定重庆保留下来的经济实力：“在经济上，西南物产丰富，工业生产特别是‘重庆附近的重工业超过上海’，四川的工业生产在全国仅次于东北，居于第二位。尽管国民党对西南经济实施了大破坏，但是总的讲，‘我们建设西南在经济上有优越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