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0月14日，邓颖超重返红岩嘴13号，深情回顾当年的革命岁月。对于邓颖超而言，红岩，是她在风雨如磐的时代中不懈奋斗的地方，在这里她参与南方局的领导工作，促进和推动大后方妇女运动；红岩，也是她与周恩来这对聚少离多的革命夫妻生活的地方，在这里她度过了一段夫妻生活相对平稳的温馨时光；红岩，还是她母亲和周恩来父亲的安葬之处，在这里她陪伴两位老人度过人生的最后岁月。因此，来自红岩的一草一木，总能引起邓颖超“百感交集”“万感心绪”的复杂情怀，总能让她重新回到那段艰难困苦却又激情燃烧的火热岁月……

1946年，邓颖超在重庆庆祝“三八”妇女节大会上

　　水仙自红岩来

　　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举的忙碌岁月。

　　周恩来远赴莫斯科协助毛泽东与苏联政府谈判，邓颖超留在北京，主持全国妇联的全面工作。当时妇联主席蔡畅因病住院、秘书长区梦觉也因事南下，因而邓颖超十分忙碌。这期间，她除了抓紧贯彻中国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外，还亲自主持我国第一部《婚姻法》最后的制订工作。

　　疏影横斜的西花厅，男女主人都不在家的午夜显得分外冷清和寂静。邓颖超开完会拖着疲乏的身体回来，一进门就觉清香扑鼻，原来是客厅花瓶里插着两束水仙。这是重庆红岩的房东刘太太（饶国模）托人带来的生长在红岩土壤里的新鲜水仙花。一时之间，邓颖超惊喜万分，忘记了疲劳，放下待处理的其他事，从瓶里拿出那两束水仙，细细地抚摸，切切地欣赏……

　　三天后，邓颖超在写给周恩来的长信里，详细地描绘了看到红岩水仙的心情：

　　花从重庆红岩来，又把我的脑思带回到重庆红岩去。三年红岩，一切往事萦绕脑际，历历如在目前，我的心情复杂，对花无言，半晌才迸出一句，‘百感交集’语……可惜你没有在家，如果你在的话，你一定和我具有同感，而且是最能了解我的心情的人。

　　写到这里，邓颖超还意犹未尽。想到莫斯科冰天雪地里的丈夫，她慎重地随长信给周恩来寄上三枝水仙：“可惜花儿不能久留待你归来。为此特寄三枝给你，到时水仙花想已干萎，但终是来自红岩土壤里的花，或能余香犹在吧。”

　　于是，来自红岩土壤的普通水仙，从重庆飞到了西花厅，又从西花厅飞到了莫斯科，带着沉沉的心意，被送到远人的手中……

1940年，周恩来和邓颖超在被日机炸毁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前留影

　　“我们是炸不走的！”

　　当年，邓颖超随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背负着中共中央的重托，迎着战火硝烟毅然来到雾都重庆，参与组建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任南方局书记，邓颖超负责妇女工作委员会的工作。

　　可是，随着国民政府西迁重庆，日本战机也接踵而至，天空中倾倒的各种炸弹使得大后方重庆顷刻间成为战争的“前线”。从1938年2月开始，在长达5年半的时间里，日军对重庆及周边地区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无差别轰炸，企图以密集的炸弹、横飞的血肉、惊恐的情绪摧毁我抗日军民意志。

　　作为亲历者，邓颖超在轰炸废墟上向社会各界发出了救济的呼吁。当年，她是以公开身份参与到大后方人民这场对日的“战争”中。邓颖超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战时儿童保育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委员、陕甘宁边区妇女代表团团长、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设计委员，并任该部妇女工作队副队长。她通过《新华日报》以及各种公开合法的组织，领导发动募捐、救护难民、慰问同胞、扶助儿童，与大后方广大妇女一起，以自身的行动帮助和鼓励人们战胜死亡和恐惧，重建家园。

　　那时的重庆，每逢春天，当大雾逐渐消散，这座位于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山城的半岛轮廓开始清晰呈现时，日本轰炸机就会出现在城市的上空，开始进行新一轮的空中大屠杀。

　　满目残破的街道，无数仓皇惊恐、奔跑躲避却仍旧遭到敌机冷酷扫射的无辜平民……在每年长达半年的“轰炸季”里，日本人的飞机成了驱动重庆人生活方式的“指挥棒”。躲空袭、跑防空洞以及向郊区疏散，是战时重庆人的生活常态。和普通重庆人一样，邓颖超在重庆的岁月不得不适应大轰炸下的生活方式，但她从未表现出退却与惊恐。

　　1939年初驻重庆时，南方局机关地处闹市区，这里是日军实施无差别轰炸的重点。考虑到机关驻在这里既不利于秘密工作，也不利于防空，周恩来指示钱之光，在近郊另寻地址。最终，八路军办事处在川东特委的帮助下，找到爱国进步人士饶国模。饶国模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饶国梁的妹妹，她的两个儿子都是中共党员，家住市郊的化龙桥红岩村，这里有她的一个农场。

　　农场坐落在半山坡，周围没有几户人家，有200多亩地，种了许多果树。饶国模慨然允诺八路军办事处在此租住，当她得知人多屋少后，又以自己修屋的名义，划出屋基地，帮助购买建材，很快动工兴建办公楼，也就是后来的红岩嘴13号。

　　1939年5月3日、4日，日本飞机对重庆市中心狂轰滥炸，繁华地区均遭受毁灭性打击，成为一片废墟。南方局在城区机房街、棉花街的房子被炸毁。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的全部人员和物资随人流拥挤到嘉陵江边，连夜摸黑搬迁到红岩。红岩小楼修好后，邓颖超和周恩来也住了进去，总算有一个相对安全的办公地和生活地。

　　即使如此，战争状态下的重庆也不可能有绝对安全。当年，红岩办公楼大门口、防空洞口和曾家岩50号的小天井，都曾落过日军的炸弹，邓颖超和周恩来的办公室还起过火。但是每当轰炸结束，没有等院子里的硝烟散去，邓颖超立即恢复工作，参与到救助和慰问受难同胞的行列之中。

　　一天，日机再次来袭，一颗炸弹掉在红岩办公楼附近，强烈的冲击波震撼了大楼部分墙体。空袭过后，邓颖超特地和周恩来一起，站在被轰炸震塌了的大楼前，乐观从容地照了一张相。相片中，周恩来双手叉腰而立，邓颖超紧靠周恩来略站在前，两人都面带微笑，沉静淡定。1985年，邓颖超复返红岩见到这张照片，感慨地说：“当年我和恩来在这里拍照，就为表示我们是炸不走、压不倒的！”

　　作好最坏的准备

　　当年邓颖超在重庆的工作是极度危险的，不仅有天空中战机的威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阵营内部，也是危机重重。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顽固派几度发动反共高潮，在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军事进攻的同时，对重庆施行政治高压和法西斯统治，整个重庆政治气候可谓“阴霾压城、白色恐怖”。当时南方局处境十分险恶，组织随时可能被破坏，人员随时有被捕的危险，每个共产党人无时无刻不面临着“生与死”的严峻考验。“虎穴坚持神圣业”，便是对红岩所处环境险恶性的真实写照。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内局势异常紧张，中共中央一度判断“蒋介石似有与我党破裂的决心”，并认为包括重庆在内的各地八路军办事处不再有存在的可能和必要。为了避免新四军事件重演，中共中央多次紧急指示南方局，甚至措辞严厉地点名要求“迅速撤销，保存重要干部”，邓颖超也在其中之列。

　　而南方局通过分析抗战全局和国共合作形势，却判断国民党还不敢全面反共，经过斗争，还有可能将其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内。因此，鉴于局势的紧张复杂，重庆阵地之重要，和向国民党顽固势力展开政治进攻的需要，大家都觉得，应该继续坚守重庆阵地，以争取时局的好转。周恩来表示：我要坚持到最后。邓颖超坚决支持周恩来的决定。最终，中共中央同意了南方局对时局的分析和继续坚守的意见。

　　坚守红岩的岁月是异常危险和惊心动魄的。1月17日晚，红岩村的气氛分外紧张。竹篱笆内，几名全副武装的战士警惕地巡逻四周；三楼上，机要员们急切地调整电台频率，希望能再次收到从皖南新四军部发来的电报；南方局和办事处的全体人员早早接到通知，站在二楼的过道上，静静地等候开会。

　　周恩来站在过道正中，邓颖超和其他南方局领导人坐在他的旁边。他们向大家分析了当前面临的形势和对策，要求大家以最好的打算，作最坏的准备。“如果国民党把我们全抓起来了，我们就一起坐牢。他们要问你是不是共产党员，男同志都承认是共产党员，女同志只承认是家属，因为我们是公开的共产党机关。问你们党组织的情况，就说我们的中央在延安，主席是毛泽东，这里有支部，书记是周恩来。再问还有哪些负责人，就说有董必武、邓颖超，再要问就说不知道，让他们问周恩来。”

　　这真是令人铭心刻骨、毕生难忘的一夜！嘉陵江畔小楼上，窄窄的楼道里，聚集着百余男的、女的，年轻的和不再年轻的共产党员。红岩是被重重包围的孤岛，一旦国共关系破裂，国民党军警随时可能破门而入。要准备牺牲，甚至全体牺牲。这悲壮激烈的情景，真仿佛“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

　　邓颖超默默地作着坐牢赴死的准备，她以女性的细致将母亲的遗物——一块手表和周恩来的几枚金制勋章装在一个小瓷盒中，交给南开的老师伉乃如代为保存。并告之伉老师，她和周恩来已作好最坏的准备，若有不测，这些东西就当作纪念，若以后形势好转，他们会取回。

　　击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邓颖超从伉老师那里取回母亲遗物和勋章，而把瓷盒送给老师作为纪念。由此可见，当时她真的是一切都准备好了，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革命豪情，坚守在第一线。

　　夫妻“八互”

　　邓颖超和周恩来是举世公认的模范夫妻。

　　周恩来眼中的邓颖超，是“能经受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是能伴随他共上断头台的罗莎·卢森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理论家、革命家——编者注）。而邓颖超心中的爱情基石，是她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理想和信念。这对“双星交辉”的革命者，夫唱妇和，相得益彰，他们的爱情始终与革命交织在一起，如经年的醇酒，愈久弥香。

　　邓颖超在他们长期的革命斗争生活和爱情生活中，总结出极具特色的夫妻之间的“八互”原则，并广为流传。

　　“八互”，即“互敬、互爱、互助、互勉、互信、互慰、互让、互谅”。根据不同时期的回忆和记载，“八互”的内容略有不同，但核心内容却是统一的，即夫妻之间要互相沟通、互相帮助、互相爱护、互相体谅。

　　邓颖超和周恩来共同生活了五十余年，正如邓颖超晚年所描述的，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漫长时光里，他们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和风雨沧桑，却“总是坚定地、泰然地、沉着地奋斗下去，我们的爱情，经历了几十年也没有任何消减”。

　　1927年蒋介石发动屠杀共产党员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周恩来正在上海，邓颖超则待产于广州。后来，那个在血雨腥风中生下的孩子不幸夭折，邓颖超自己也因过度紧张疲劳带来后遗症，日后再难怀孕，她心里无比难过，是周恩来坚定地安慰她、宽解她；南昌起义失败后，周恩来辗转来香港治病，他从昏迷中醒来第一句话就是打听邓颖超的下落，听说邓颖超身在上海一切平安，才放下心来；长征途中，周恩来身染肝脓疡，又是邓颖超一连数日不眠不休地精心守护照顾，将他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

　　而红岩的生活，是他们十多年来夫妻生活中相聚最长、相对平稳的一段时间。在红岩，两人有了更多交流感情的机会，“愈益热爱”着对方。周恩来曾公开地说，“十多年来，爱情是在上升和发展”，他们互敬互爱，毫不掩饰自己的情感，并惠及身边的青年人。在红岩，几乎每对结婚的年青夫妇，都得到过周恩来和邓颖超关于“八互”的祝福。

　　当然，和普通夫妻一样，两人也会因为性格和处理问题方式的不同而产生矛盾甚至争吵。

　　1942年6月下旬，周恩来患小肠疝气住进了歌乐山中央医院做手术，不料。一向身体硬朗的周恩来的父亲此时却在红岩猝染重病，虽有邓颖超及时安排就医并精心照顾，仍然在周恩来住院的短短时间里去世。而邓颖超为了让周恩来安心手术，瞒下了这个消息，直到周恩来出院。

　　听说父亲已经去世三日，周恩来惊得脸色苍白，由于他手术后身体虚弱，竟站不住，只能蹲在地上，悲痛欲绝，恸哭不已。他大声责问邓颖超：“老爷子过世这么大的事为什么要瞒着我？”“你跟我这么多年还不知道我？”邓颖超被周恩来的雷霆之怒吓得不敢吭声，躲在一边直掉眼泪。虽然周恩来在这件事上对邓颖超极为生气，但邓颖超长期照顾老人生活的点点滴滴，他是铭记在心并终生感激的。

邓颖超（左二）与周恩来（右）在母亲杨振德坟前

　　“我一定坚守母教！”

　　1939年5月，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经历两年的牢狱折磨、一年的颠簸跋涉，终于来到重庆，和女儿女婿团聚。

　　杨妈妈是中共党内少有的革命老人。邓颖超幼年丧父，她作为母亲仅有的孩子，与母亲相依为命地长大，感情非常深厚。邓颖超投身革命后，母亲杨振德也一直和唯一的女儿生活在一起。从天津到广东，从广东到上海，从上海到中央苏区，老人和女儿女婿一起经受了战斗的艰辛和地下斗争的危险，以自己的方式参加着革命工作，从未退缩。

　　红军长征后，杨妈妈在转移过程中不幸被捕，被关进九江反省院，国共合作以后，杨妈妈才被放了出来，先到武汉，后又辗转来到红岩。

　　这时的南方局刚刚迁到红岩，办公楼正在修建，用房极为紧张，遑论生活用房，很多工作人员都是拥挤着住在一间小屋里。如何安顿年逾花甲、体弱多病的老人呢？

　　有的同志提出到街上的旅馆开个房间，但邓颖超表示花费太多，不行。又有人提出在房东饶国模的家里找间房子，邓颖超又觉得麻烦群众。饶国模听说了这事，执意要请杨妈妈来家里住。邓颖超推辞不过，就答应让母亲住在刘家阁楼上的一个角间里，说什么也不让刘家再腾房间。这间小房子不到4平方米，相当于现在一般家庭宽1.8米、长2米的床那么大。房间太小，加上阁楼的空间较矮，没有办法放下一张床，邓颖超就弄来些稻草铺在地板上，稻草上面再铺上褥子，让母亲睡在地铺上。周恩来和邓颖超乐呵呵地对老人说：“铺着金丝褥子住在高楼上，条件满不错嘛！”把老人家逗得哈哈大笑。

装有邓颖超母亲遗物（手表）的瓷盒

　　虽然一家难得相聚，但团聚的时光总被女儿女婿忙碌的工作冲得七零八落，母亲也不忍心用自己的“小事”打扰家人。却不料，杨妈妈的生命很快就走到了尽头。虽然在红岩的生活条件简陋，但这却是杨妈妈一生中最后的幸福、宁静时光。母亲去世时，邓颖超未能守在身边，留下了一生的遗憾。

　　1940年11月18日，悲痛万分的邓颖超送别母亲，哀思激动着她，更坚定着她，因为“刚强奋斗的妈妈，并不希望她的女儿是伤感的，我应该是现实生活中的战士啊！”她在母亲墓前念出自撰的誓词：

　　我一定坚守母教，坚定忠实于中国革命事业，为民族、为阶级斗争到底！在我们党内，在全中国面前，在女同胞中，我要更自律谨严，绝不做一件对不起母亲、发生坏影响的事。我要积极地起着模范的作用，应不致有辱刚强贤良的母教、母德和母仪。我这样永远地纪念着向封建势力、旧社会、旧制度斗争的贤良慈母。亲爱的母亲，请你安息吧！

　　这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真正誓言，是她对母亲的最好纪念和追思。

　　1985年，红岩。

　　邓颖超满头花白，步履蹒跚，来到母亲的墓前，长久伫立。时光飞逝，岁月匆匆，母亲的容颜早已消失在岁月的深处，而墓前的誓言，已被邓颖超以一生的实践所证明。

　　作者：简奕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图片来源：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