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5月23日清晨，一行人急急地行走在红岩嘴“大有农场”的山路上。渐渐地，一个人停下了疾走的脚步，久久地回望着矗立在薄雾中的浅灰色大楼。在这里生活、工作近 7 年半，要离开了，钱之光还真是舍不得。这栋大楼从无到有，一砖一瓦都凝聚着他的心血；大楼里 100 多号人的吃喝拉撒睡，都由他亲自操持。而更让这位红岩管家操心的还是筹措党的经费，党何时要，要多少，只要接到通知，都必须无条件提供。因此，钱之光这位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处长，更确切地说，还是红岩秘密金库的掌门人。

八路军重庆办事处部分干部在红岩

　　久经考验

　　钱之光1900年出生于浙江诸暨一个农民家庭，从父辈那里继承了朴实、勤奋与吃苦耐劳的品质。浙东是民主革命思想比较活跃的地方，从15岁进入同文书院读书起，钱之光就结识了不少进步青年，并在中共早期革命活动家张秋人、宣中华等的指引下，投身革命。1927年2月，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四一二政变前夕，钱之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的个人命运与党的命运紧紧相连。

　　大革命失败后，钱之光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坚持党的地下斗争，负责党中央秘密印刷厂工作，印发党的报刊材料，宣传党的纲领。1933年夏，钱之光转赴江西中央苏区，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国民经济委员会委员、对外贸易总局局长。他依靠和组织群众，克服艰难险阻，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封锁，从白区购买和输送食盐、医药用品、布匹等苏区军民战斗和生活的紧缺物资，保障了苏区反“围剿”斗争的需要。1934年，钱之光随中央红军长征，担任中央没收征发委员会组长，为红军所到之处开仓济贫、调动群众拥军参军的积极性和解决长征中红军的给养做了大量工作。经过艰难跋涉到达陕北后，他担任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对外贸易总局局长。

　　1936年2月，钱之光奉命与李克农赴洛川同张学良、王以哲会谈，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互不侵犯，各守原防”“恢复红白区通商”等重大事项达成协议。1937年春，他深入西安、太原等国统区，采购、运输军需物资和粮食，保障了陕北根据地的物资供应。这期间，他经手了两笔巨款。一是1936年秋，党中央交给他一个特殊任务：到东北军取回西安红军联络处筹集的一笔巨款。为避免引起东北军误会，护送部队只能隐蔽掩护，不能深入中间地带。于是，钱之光单枪匹马，来到鄜县附近的东北军67军一个营部，取到一只装有巨款的焊封煤油箱，之后又牵着驮箱的马高度警惕地走过中间带，顺利将这笔钱交给党中央。二是 1937 年夏，党中央命令他协助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民到上海秘密取款，将国际友人捐募的外汇由上海转到西安红军联络处。在他们的努力下，这笔珍贵的巨款从国民党严密控制下的上海经过兑换后，神不知鬼不觉地运送到了西安。

　　1937年夏，全民族抗战爆发。8月，周恩来命钱之光到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协助叶剑英、李克农工作。其间，钱之光参加了国共两党谈判、被囚共产党员营救、重建长江中下游党组织、筹办《新华日报》、开展统一战线等工作，日渐成为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革命干部。

　　1937年底，钱之光成为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处长兼新四军武汉办事处处长。1938年6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后，钱之光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为办事处撤出武汉作准备，先派周怡、张玉琴到重庆筹建办事处。通过重庆地下党的关系，周怡租用了机房街70号为办公用房，以“十八集团军重庆通讯处”名义开展活动。同年10月21日，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形势急转直下，周恩来指示钱之光撤退到重庆。武汉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的同志分别由水路、陆路辗转两个月，先后到达重庆。

　　1939年初，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正式成立，对外仍是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设在国统区的公开的合法的机关，对内则直接由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钱之光以少将军衔担任办事处处长，周怡负责中共南方局情报科工作，对外称办事处副处长。

钱之光、邓颖超等在红岩

　　办事处的当家人

　　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是八路军、新四军在重庆的物资转运中心和八路军、新四军人员的接待中心。因此，办事处要担负领取军饷、弹药、通讯和卫生器材，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军令部等部门报送八路军、新四军的战报和日军动态，向延安输送物资和接送干部等公开事务。同时，作为南方局机关的组成部分，办事处更是与南方各地方党组织和海外党组织的联络枢纽，是党在国统区的窗口，是党的统一战线的阵地。在这样复杂的政治社会环境中，办事处里里外外的许多事务，都需要钱之光用心操持经办。

　　1939年1月初，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后，从延安派遣了一部分同志来重庆工作。由于人员增加，办事处的办公用房和住房紧张起来。钱之光又安排租用了棉花街30号的房子，虽距离机房街70号不远，可两处办公还是诸多不便。而更让钱之光担忧的是日机的轰炸。自1937年底国民政府迁驻重庆后，日军开始对重庆实施空中打击，武汉沦陷后，日军更以宜昌为基地，开展所谓“由空中入侵对敌军战略中枢加以攻击同时进行空中歼灭战”。面对日机的频繁轰炸，钱之光为办事处的安全忧心忡忡，他向周恩来提出另找一处距离城区不太远、便于隐蔽的地点作办事处。经过南方局讨论，同意钱之光的意见。

　　经中共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和办事处副处长周怡推荐，钱之光觉得近郊红岩嘴刘太太（饶国模）的大有农场最为最合适。一是这里离城区不太远，又是山地，比较僻静，利于躲避空袭；二是农场女主人饶国模是倾向进步的知识分子，她的二哥饶国梁是辛亥革命黄花岗烈士，其儿女都是共产党员。

　　通过周怡得知刘太太乐意出租房屋，钱之光心头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可当他一听盖新房要上万元时，又犯愁了。国民政府每月给八路军50万元军饷、新四军20万军饷，这些钱都是一分不能动的，必须全部汇到八路军、新四军军部，保障前线将士的基本生存需要。办事处的工作经费又少得可怜。可是，重新寻找办事处的落脚点是大事，即使经济再困难也得想办法解决。经请示，上级最后同意拨款3000元。于是，在周恩来的指导下，钱之光一边筹措经费，一边落实房屋租赁事宜。为了避开国民党的干扰，房屋由饶国模出面修建，对外说是自修住房，办事处出资3000元，不够的由饶国模垫资。房屋由钱之光设计，饶国模负责具体修建事宜。为了早日建好办公楼，南方局、办事处的同志在钱之光的带领下，发扬延安挖窑洞的精神，抬木头、扛竹竿、拌泥浆、挖泥巴、打土墙，积极参加劳动。不久，农场的山坡上矗立起了一幢土木结构的三层楼房，这就是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南方局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党的工作的秘密指挥部、闻名中外的红岩小楼。

　　1939年4月，董必武和夫人何莲芝、凯丰和夫人廖似光，还有博古等，先搬到红岩村，借住在饶国模原有房屋里。没过几天，5月3日晚，日机又对重庆进行轰炸，办事处连夜搬到红岩。没想到，这次轰炸持续了两天，城区的房屋、街道都遭到轰炸，死伤人口无数。轰炸停止后，钱之光赶回城区的办事处一看，吃惊不小，棉花街、机房街的房屋都被炸毁了。所幸办事处事先迁到了红岩，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钱之光

饶国模

　　掌管红岩秘密金库

　　“当家才知柴米贵”，在红岩办事处，最令钱之光操心的就是钱。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当局正式取消了给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及物资供给，而八路军此时已发展到50万人，部队的给养、军械、弹药除了靠边区与根据地群众供给和从日军手中缴获外，就指望着重庆办事处提供。

　　办事处的经费来源主要靠海内外进步人士的捐赠，如英国援华总会通过宋庆龄给予的援助，还有宋庆龄等民主人士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和华侨爱国人士捐募的款项、药品、器材、服装等。但这些款项和物资大部分都上缴给党中央，用于抗日前线的将士，办事处只能留下小部分。而随着南方局、办事处各方面工作的蓬勃开展，经费支出不断增多，大致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南方局、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的经费和特别开支；二是为延安党中央办事的开支；三是所属南方各地方党组织及海外党组织的活动经费；四是资助统战对象、民主人士和群众团体以及用于革命烈属、干部家属的救助。

正在修筑中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机关大楼

　　面对经济上的窘况，红岩总管家钱之光积极开动脑筋，拿出浑身解数，多方开源节流。为了应对国统区的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他通过饶国模到大足、铜梁购买便宜的新谷囤积起来，准备好南方局、办事处人员一年的食用。延安实行大生产运动后，钱之光与饶国模商量，在大有农场的空地上种菜、养猪，改善生活。但这些不过是杯水车薪，远远不够开展工作的用度。

　　于是，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钱之光经营起了一个秘密经商网络。他通过重庆地下党组织，在市区开设了一家经营土产、食糖和代购油料的公司；汇款给在湖北的地下党员熊子民，要他去广西梧州做生意，还通过其他关系，从香港进口一些器材和重要物资贩卖。其间，钱之光曾托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物色有条件的党员下海做生意，保障党的经费。这个党员就是有名的红色资本家肖林。

　　1939年入党的肖林，当时是民生公司物产部职员。1941年3月的一天，肖林接到廖志高通知，让他傍晚“上山”（即红岩八路军办事处）见办事处处长钱之光。肖林如约来到钱之光的办公室，钱之光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说周恩来同志要找他们谈话。周恩来在谈话中说，党的活动需要大量经费，还得靠自己开辟财路，可以根据国民党统治区的条件，做生意、赚钞票。周恩来特别强调了这种经济活动的秘密性，资金来源和资金用途绝对不能公开。同时，他还给钱之光和肖林定下了一个“苛刻”的原则：（党）什么时候要（钱），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就给多少。即使不够，也要想法凑足，绝对不能误事。钱之光、肖林郑重地记下了周恩来的指示。就这样，钱之光给肖林1000美金为本金，肖林开始为党做生意。他先和妻子在老家江津设立恒源字号，后发展到重庆，扩大为大生公司，经营项目扩大到五金、木材、药品等。肖林交给钱之光的钱也慢慢多了起来。

　　当时的广大华行，是个呼风唤雨的大商行，掌管它金库钥匙的人也在红岩。1939年底，一个寒冷的夜晚，钱之光领着广大华行的老板卢绪章来到红岩面见周恩来。1938年前后，广大华行创始人卢绪章、杨延修、张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按中央指示改组公司，由卢绪章担任总经理及广大华行特别支部书记，杨延修、张平为协理。经过了前期的了解和相关沟通，这时周恩来开门见山地告诉卢绪章，此后广大华行由红岩村单线领导，不同地方党组织发生横向联系。广大华行党员的活动必须做到社会化、职业化，对任何人都不能暴露身份，包括自己的亲人。要在商言商，做好生意，对外广交朋友，利用一切社会关系作掩护，使这一机构长期保存下去，完成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从此，卢绪章就由钱之光定期秘密地接上山，学习党的文件，接受周恩来布置的任务。

　　1941年前后，广大华行生意做得很大，在上海、昆明、重庆都开设了分公司。公司赚的钱，除了留足经营需要的，只要接到周恩来通知，卢绪章总是按照要求，将现金用麻袋装好，到了深夜由钱之光派来的秘密交通员取走。广大华行除了为党提供经费，还承担了为党兑换钞票的任务。钱之光将国外华侨捐献的美元现钞交给广大华行，由卢绪章通过合法身份在交易所卖出美元换成法币支票，再通过在中央银行工作的一位朋友把支票换成法币现钞，交给钱之光。每次兑换，动辄几万美元，卢绪章、钱之光都没有出过任何差错。

　　通过秘密渠道筹措的经费，钱之光听从党的安排，都及时用在了刀刃上。

　　文 | 张正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