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社会活动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对于重庆的党史工作者，她更是令人尊敬和景仰的“大姐”。

　　2003年，我被调到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工作，兼任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共南方局历史资料研究编写工作小组办公室主任，主责之一便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和红岩精神的研究、宣传工作。于是，我又担任了红岩春秋杂志社社长。由于这份杂志是在邓大姐的关怀下创办起来的，邓大姐亲自题写了刊名，我也因此与邓大姐有了更多的精神联系。

邓颖超在红岩村旧址前

　　开创南方局历史研究，首题“红岩精神”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中共党史的资料征集和学术研究中，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工作、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党在国统区所创造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并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和充分的反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颖超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关心下，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于1983年专门成立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开启了南方局党史资料征编和红岩精神研究工作。为此，邓大姐作出“坚持唯物史观，实事求是地研究、宣传南方局党史”的重要指示。

　　1983年4月15日，邓大姐致信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第一次座谈会，指出：“南方局领导下的地区党史，是我们党全部历史的一个方面，是很重要的。编写党史，首要的是要实事求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去分析，如实地反映历史的真面貌，切忌烦琐、夸大的叙述。” 1985年3月22日，她在为《南方局党史资料》题词时再一次强调要实事求是，“如实地反映历史的真面貌”。

　　长期以来，曾经在红岩村战斗过的南方局老同志们多次用“红岩精神”这四个字来概括南方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范。这说明，红岩精神贯穿于南方局在国统区充满艰难险阻的斗争历程中，渗透于所创造的历史功绩中。

　　邓大姐对“红岩精神”的思考早已成竹在胸。1985年10月，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大姐回到重庆。她来到红岩村，抚今追昔，百感交集，临别时欣然命笔，题下“红岩精神 永放光芒 邓颖超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四日重返红岩”。

　　这是“红岩精神”作为科学命题的第一次提出，是邓颖超代表中央发出的研究和弘扬红岩精神的号召。因此，邓大姐是提出“红岩精神”科学命题的第一人。如今，红岩精神作为唯一产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精神，已经进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成为独特的一脉。

　　我是1983年大学毕业后开始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我参加的第一项重大课题，就是完成邓大姐提出的搜集整理国民参政会档案史料。国民参政会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的全国最高咨询机构，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舞台。抗战期间，邓颖超一直代表中共担任国民参政员。重庆市政协领导同志组织我们，用三年时间编成《国民参政会纪实》上下册和续编。现在回想，40年前她的这些论述就成为了南方局党史资料征编和研究，尤其是学界研究红岩精神的指针。

　　可以说，是邓大姐的这些指示引导着我走上了研究南方局和红岩精神的学术之路。这些年来，我参与组织实施了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和建设工程；担任由原中央党史研究室牵头编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研究丛书》副总主编、国家社科规划项目《红岩精神研究》的首席专家，完成并出版了第一部研究红岩精神的理论性、学术性专著；编写了一部通俗性理论著作《红岩精神》，纳入《弘扬中国革命精神丛书》；撰写了《红岩精神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论“红岩精神”》《“红岩精神”与“延安精神”》《再论红岩精神与延安精神》《红岩精神的历史地位》《红岩精神与中国革命精神》《周恩来与红岩精神》《深化和推进红岩精神研究需要把握的若干关系——历史学视域下的红岩精神研究》等一批学术论文和理论文章；策划拍摄了八集文献纪录片《千秋红岩》。我还对南方局历史和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进行过基础性研究，组织编纂并出版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战大后方工作文献选编》《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文献选编》《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历史》（上下卷）等论著。

1985年10月14日，邓颖超重返红岩时与纪念馆职工在南方局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旧址前留影

　　命笔《红岩春秋》，创造研究和宣传南方局历史、红岩精神的重要阵地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邓大姐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领导下，坚定地、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大姐担任过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重要职务，为开创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

　　邓大姐的题词“红岩精神 永放光芒”推动了红岩精神和南方局党史的研究。重庆市委和南方局老同志身体力行，先后编纂出版了六卷本《南方局党史资料丛书》。1988年6月6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童小鹏在与重庆市委领导交谈时建议，在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领导下成立专门的南方局党史资料研究室，加强对南方局历史的研究，并且办一份刊物，编一套《南方局史稿》，把邓大姐交代的深入研究、准确宣传南方局、红岩的历史这件事继续进行下去。

1985年10月14日，邓颖超在红岩村题写“红岩精神 永放光芒”

　　重庆市委采纳了他的建议，指示市委党史工委着手筹备成立。最先办起来的就是《红岩春秋》杂志。这是全国范围内唯一集中宣传周恩来和红岩精神的刊物。由于有邓大姐的倡导，有童小鹏等南方局老同志的奔走，有重庆市委的重视，《红岩春秋》几个月内就争取到刊号，办好了出版手续。

　　童小鹏同志立即将这一喜讯报告给邓大姐。邓大姐非常高兴，欣然为即将诞生的《红岩春秋》题写刊名。1989年5月，《红岩春秋》正式创刊。据童小鹏讲，那时邓大姐已经85岁，早已封笔，不再题词。由此可见邓大姐对《红岩春秋》寄望之殷，嘱托之重。

　　2003年，我接任红岩春秋杂志社社长，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整整十年。童小鹏同志曾多次嘱咐我要好好干。作为邓大姐亲笔题写刊名的《红岩春秋》的后继者，我丝毫不敢懈怠，始终以不负大姐重托、研究红岩精神、办好《红岩春秋》为己任。

　　那十年，国家在大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我们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坚决做到了高站位、高标准，不媚俗、不跟风。我们始终在提高“资政”水平上下功夫，在强化“育人”功能上做文章。特别是运用重庆丰富的党史资源，不断探索党史教育的新途径、新办法。我们不断解放思想，积极探索，不断创新办刊思路。按照“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宗旨，以改革为动力、以读者为“评委”的办刊理念，自觉地实现“三个转变”。一是纵向上，把对历史上的红岩精神的研究和宣传，一直讲到了今天对红岩精神的弘扬。二是横向上，从主要宣传政治斗争的历史，转变到在突出南方局历史、红岩精神的基础上，全面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换言之，把对红岩精神的研究和宣传覆盖到了全社会；三是运作方式上，实现了从自收自支、关门办刊，到政府支持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转变。

　　那十年，我们开展了纪念南方局成立65周年、70周年活动，宋平等同志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我们实现了办刊100期，编撰了《红岩春秋》创刊20周年精选文集（上下卷100万字）；我们采访了一大批南方局老同志，留下了极其珍贵的资料；撰写和发表了一大批研究、传播红岩精神的文章。我有关红岩精神的一些论文，绝大多数都首发在《红岩春秋》上。

　　十年中，红岩春秋杂志社参与拍摄了文献纪录片《千秋红岩》，组织了“红岩儿女红岩行”寻访活动，参加了市委实施的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和建设工程、《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编撰和出版、《周恩来在重庆》等文艺精品的创作、12集电视纪录片《大后方》的拍摄、历史文物展览《重庆岁月》的策划和展陈等。

　　在市委领导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依托《红岩春秋》这个平台，让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事业和他们的优良传统代代相传，为党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如今，《红岩春秋》已经成为以宣传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为主线，重点宣传在党中央领导下，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和南方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业绩、革命思想的党史刊物，成为重庆弘扬主旋律的精品杂志，成为学习、研究、宣传、弘扬红岩精神的中心刊物。

　　《红岩春秋》人是可以告慰邓大姐的。

《红岩春秋》创刊号

　　实事求是地研究党史、宣传党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大姐关注重庆最多的是党史研究和宣传工作中的实事求是问题。追溯起来，有几件事情十分难忘，至今受用。

　　一是总体上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对周恩来的宣传不能夸张，对历史事实不能凭想象，必须实事求是。

　　1976年底，红岩革命纪念馆撰写了《山城人民怀念周总理》一文，请邓大姐提出修改意见。1977年1月，邓大姐托童小鹏同志传达了对宣传周恩来的两点意见：“一、不要写过份了，过份了就不真实，不是实事求是。目前的倾向，带普遍性的是过份。二、事实一定要核实。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宣传要实事求是，不能夸张。对那些听说的材料，要核实，一定不要凭想象弄。”

　　二是直接指导重庆党史工作者实事求是地纠正了所谓“总理卖报”的误传。

　　粉碎“四人帮”以后，有的同志在文章中多次提到1941年皖南事变后，为了抗议国民党当局的封锁，周恩来毅然在重庆街上“叫卖”刊载有他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新华日报》，以此来证明周恩来在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中的大无畏革命精神。由于言之凿凿，绘声绘色，以至于“总理卖报”的故事编进了文艺作品，流传甚广。

　　1978年8月，邓大姐在北京两次接见了重庆的党史、文物工作者，明确提出要纠正这个误传。她说：“恩来卖报的事，我一直没有印象，这件事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差错。”她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红岩革命纪念馆：“搞清楚这件事，是你们红岩的责任，你们应该做，我赞成你们做，这是件好事。” 还要求：“把调查回来的真实材料上报文化部，请文化部通知各地，以后凡是搞文艺创作的人找到你们，你们一定坚持实事求是，告诉他们历史真相，这件事一定要纠正过来，拜托你们了。”为引起高度重视，她再三强调：“对周恩来同志的宣传一定要实事求是，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演戏要加工，但要符合基本的历史事实。”“不要哗众取宠。”

　　为了完成邓大姐交付的任务，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红岩革命纪念馆联合组成研究小组。经过深入的资料搜集、调查研究、反复考证，研究小组写成《周恩来同志在重庆没有卖过〈新华日报〉的调查》，发表在《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1980年）。这篇调查报告成为实事求是地研究党史、宣传党史的典范之作。

　　三是教育我们要实事求是地办好党史展览。

　　1978年，邓大姐审阅了红岩革命纪念馆的展出提纲后指出，“你们是红岩村，却去展出延安窑洞的照片。沈崇事件是北京的事，下关事件是南京的事，你们都弄去展出，这样红岩馆就成了党史综合馆了，分散、淡化了红岩的主题，不像红岩了。你们应该仔细分析哪些材料该上，哪些材料不该上，比如毛主席在红岩指挥上党战役，这就是红岩的事情嘛”。她拿着红岩馆简介的小册子说：“你们说曾家岩50号（周公馆）有特务住房，不对。陈长蘅、刘瑶章两家都比我们先住在那里。你们说人家是特务，没有证据呀。”“你们这样写，不是实事求是嘛！”

　　1985年，邓大姐重返山城，回到曾家岩50号，再次讲起这件事情：“以前有人写文章，说这里二楼、三楼都住着宪兵、特务，这是不真实的。当时二楼一部分是刘瑶章先生住，三楼一部分是战时妇女服务团住，这个服务团是当时重庆市长贺耀组的夫人倪斐君和共产党员张启凡领导的。倪斐君解放后留在北京，后来把贺耀组从海外动员回来，是解放后第一个回到北京的国民党高级官员。”她还说：“恩来同志的秘书李少石同志是他乘坐的小车碰伤了国民党伤兵，被伤兵枪击小车误伤身死，而不是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我们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啊！”

抗战时期，周恩来和邓颖超在被日机炸毁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前留影

　　书怀水仙，更深情谊源于红岩村

　　邓大姐对红岩村有着特殊的感情。

　　1985年10月，邓大姐重返红岩村时，特地来到饶国模故居前，久久凝视着铭牌上的简介。工作人员以为她看不清楚，便主动读了一遍铭牌上的内容。没想到邓大姐却微微摇了摇头，说：“我看得清楚，我的意思是对饶国模同志不能这样轻飘飘地介绍……没有刘太太（即饶国模），哪有我们的红岩哟！”随后，她带领随行的全体同志前往饶国模墓地敬献鲜花，缓步绕墓一圈，向这位革命女性致敬。

　　邓大姐是抗战时期在红岩嘴（即红岩村）认识饶国模的。当时，饶国模在那里经办大有农场，这是重庆为数不多的私家农场之一。

　　1939年，设在重庆市区的八路军办事处屡遭日机轰炸，于是决定另觅新址建房。此时，饶国模正计划在红岩嘴建造两层楼房，办事处便提出出资3000元在饶国模的建房计划中增加一层，并言明三年以后开始付房租，饶国模欣然应允。

　　对于办事处的入住，饶国模是真心实意地欢迎，无论他们住多久她都愿意，并不收取建房款。但周恩来有更深的考虑：一方面共产党有纪律，另一方面为了保证饶国模的安全，避免她落下“通共”的罪名，便带着钱和合同找到饶国模，耐心地向她解释。就这样，饶国模收下了建房款，签订了租房合同，成了八路军办事处的房东。后来，饶国模将这笔钱作为工作经费资助给办事处，而且抗战期间她也从没收过办事处的租金。这便是邓大姐说“没有刘太太，哪有我们的红岩”的起因。

　　1940年秋，周恩来的父亲和邓大姐的母亲来到重庆，与周恩来夫妇团聚。饶国模见两位老人年事已高，主动要求二老住进自己家，方便自己照顾。后来，邓大姐母亲和周恩来父亲都病逝于此，饶国模又帮助料理后事，无偿提供墓地。

　　饶国模对南方局同志的照顾同样“生老病死，无微不至”。办事处的同志们都很感激，称“刘太太比我们的亲人还亲”。邓大姐后来说，饶国模的帮助是“不可估量的”。

饶国模故居

　　抗战结束后，邓大姐离开重庆，但她对红岩的情谊丝毫未减。

　　在邓大姐书信集中有一封给周恩来的信，时间是1950年1月21日。当时，周恩来正陪同毛泽东出访苏联。邓大姐在信中告诉他：“18日午夜，我在外面开完会拖着疲乏的身体回来。掀帘走入大客厅，即觉清香扑鼻……再往里走，发现在花瓶里插着两束水仙花。”

　　因为北京并不出产水仙，邓大姐马上问办公室同志哪里来的鲜花，工作人员答：“今天人家送来的，还有信。”邓大姐见信方知是饶国模的女儿夏静送来的。

　　不久前，夏静回重庆红岩村看望母亲，饶国模特意托她给远在北京的邓颖超送去两束红岩的水仙花。邓大姐在信中深情写道：“她的母亲给我带来的生长在红岩土壤里的新鲜水仙花。我不仅由衷地喜悦，并感激红岩房东芳邻的刘太太的深厚友谊。”原来，邓大姐的这份喜悦源自“红岩土壤”和“芳邻刘太太”。

　　邓大姐回到客厅，从瓶里拿出那两束水仙花，抚摸着它，欣赏着它。她在信中说：“花从重庆红岩来，又把我的脑思带回到重庆红岩去。三年红岩，一切往事萦绕脑际，历历如在目前。我的心情复杂，对花无言，半晌才迸出一句‘百感交集’语……可惜你没有在家，如果你在的话，你一定和我具有同感，而且是最能了解我的心情的人。没到过红岩的人，固不能了解。”

　　邓大姐的“百感交集”源于“三年红岩”，源于那“一切往事萦绕脑际，历历如在目前”。在她看来，只有周恩来最能了解她的心情，而“没到过红岩的人”是“固不能了解”的。这就是邓大姐红岩情谊的源泉。

　　1985年10月，邓大姐在红岩村写下“红岩精神 永放光芒”后题写了时间，秘书赵炜提醒再写上“于红岩”。邓大姐稍作停顿、思考后写下“重返红岩”四个字。原来，“红岩精神”是她以一个红岩人的身份在重返故地时的思考。

　　邓大姐离开红岩时紧握双手，高举过头，用地道的四川话对周围的人说：“红岩的事情就拜托各位了！”这是邓颖超向红岩精神的崇高致敬，是对重庆的最后告别，也是对重庆人、红岩人的殷殷嘱托。

　　文丨周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