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创办的私立育才学校迁至重庆化龙桥红岩村办学，与中共中央南方局比邻而居。

　　在黑暗政治和萧条经济的双重压迫下，育才学校历经诸多坎坷，始终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充分发挥民主斗争的堡垒作用，积极参加抗议美军暴行等革命活动，深入农村开展斗争，在黑暗中探索光明，在斗争中艰难成长，谱写了育才学校在红岩的光辉华章。

育才学校位于红岩村的旧址——原国民参政会大楼

　　曲折中艰难办学

　　1945年秋，陶行知从红岩村女主人饶国模手中租借到原国民参政会及其附近的几栋房屋，并于1946年初，陆续将育才学校迁移至红岩村办学。该年5月，校刊《育才通讯》第一期刊登《搬迁工作简讯》，称音乐、舞蹈、自然、文学、社会五组，加上在化龙桥大店子的绘画组，已集中到红岩村总校。最高会议、指导委员会、教导部、总务部、学生总自治会等机构业已成立，各项活动逐渐活跃起来。

　　迁址红岩村，结束了育才学校过去六年散居各处的局面。学校离市区也更近了，便于学生课外实践和接触新兴事物。

　　1946年7月，陶行知因劳累过度猝然离世，育才学校艰辛办学之路再添坎坷。消息传来，全校悲恸。为继续陶行知未竟的事业，学校在新校长马侣贤和党支部书记廖意林的带领下，发起“爱校运动”，号召“每一个同学都要爱护学校，帮助学校”，以渡过难关。

　　育才学校在合川草街子时期就曾多次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打压和排挤，迁到红岩村后，则经常有特务在学校四周窥探。除了被严密监视，1947年学校还遭受了一次正式搜查。据校友石正宽在《国民党军警特务搜查红岩村育才学校》一文中回忆：3月1日傍晚，国民党军警特务来到红岩村，对学校进行了搜查，查得非常仔细，连每个座位和墙壁都再三的摸敲，尤其是八路军重庆办事处送给学校的那几把椅子更为重视，搜查了近7个小时，最终一无所获。

　　虽然没有找到任何违法或“反动”的证据，国民党当局仍以育才学校没有立案就擅自招生、把学生当成政治活动工具为由，逼学校要么立案、要么迁离、要么予以取缔。在持续逼迫下，1947年4月，学校在马侣贤的率领下开始分批迁沪，仅剩小学部4个班和初中部2个班继续留在红岩村办学，成为育才学校重庆分部。

　　1948年，川东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廖意林也被迫转移，重庆分部再遭打击。危难之际，原育才教师、陶行知的得意门生孙铭勋（中共党员）临危受命，开始全面负责分部工作。

　　孙铭勋接手时，重庆分部已是极度困难：上海校本部无力再拨发经费，经济来源几近断绝。为此，学校不得不进一步收紧开支，倡导节衣缩食；继续开展草街子时期的自主生产运动，全校师生一起开荒种菜、担煤挑水、洗衣做饭。1948年，《育才通讯》新八期刊登的《山城来札》一文，详细记叙了分部发动全体师生、工友搬煤的运动：工人从煤厂搬到马路口，学生从马路口搬到校内，用传递的方式，小的抬、大的挑，4500斤煤一个下午就搬完了。

　　尽管时局艰难，生活清苦，但在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教育理念引导下，师生在课余坚持开展丰富的文娱活动。学校坚持办报、办广播，以锻炼学生的写作能力和培养小记者；坚持学习时事，每遇国内外发生重大事件就发行《时事特刊》；坚持推行小组学习，鼓励学生互相帮助、互相监督；坚持课外拓展，定期带领学生外出参观工厂、学校、报馆、名胜；坚持朝会精神演讲，定期聘请名人到校演讲。

　　红岩村时期，育才重庆分部不仅得以保存，而且有所发展。1949年春，学校先后增设社会组、教育组、戏剧组、绘画组，学校人数增加到170余人。加上与饶国模所办的红岩小学合并，育才焕发生机。此外，育才还积极支援其他学校的建设，如王朴创办的莲华中学，韩秉炀、陈尚芳创办的私立建国小学，都曾得到育才学校的援助。

陶行知与孩子们

　　往来中星火传承

　　育才学校成立之初，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共北碚中心县委分别在学校建立了党支部，校内的革命氛围一直很浓厚。周恩来对学校寄予厚望，始终关心和支持着育才。迁址红岩村后，育才师生得到南方局更多的关怀和教育。

　　学校经常邀请南方局、新华日报社的同志到校给师生作报告。邓颖超应邀到校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何其芳受邀专题介绍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延安文艺界的发展和变化情况；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厅长柳湜作关于解放区教育情况的报告；《新华日报》编辑部主任熊复作国际国内形势分析报告。这些讲座和报告，对育才师生影响深远，强化理论素养的同时，增强了师生们的革命斗争意识。

　　1946年2月1日，育才学校举行春节联欢会，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应邀出席。文艺表演结束后，周恩来发表讲话，充分肯定陶行知在人民教育事业上的巨大贡献和育才学校的办学方向，鼓励同学们“努力向人民学习，为大众谋福利”，指出“虽然现在还只有一个育才学校，将来新中国成立后，要办很多很多像育才这样的学校，让全国的孩子都受到好的教育”。

　　同时，南方局有活动也会邀请育才师生参加，如办事处的周末晚会就常有育才师生的身影。育才学校还有四名学生被抽调到中共代表团工作。1946年3月，代表团为叶挺举办出狱欢迎会，陶行知与部分师生应邀出席，音乐组还表演了节目。叶挺也应邀到育才学校参观，并发表讲话，鼓励学生们“要坚定地走革命道路”。

　　1946年5月，南方局、中共代表团东迁南京。搬迁前夕，周恩来指示袁超俊等人，南方局迁离后，将办事处的全部家具、图书等物资赠送给育才学校，并嘱咐孙铭勋等地下党员：“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都要把育才学校坚持办下去，只要你们把育才学校支持存在下来，就是完成了你们最大的任务。”

　　周恩来离开重庆后，一如既往地关心着育才学校。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周恩来得知红岩村的育才学校经费出现严重困难，辗转从香港寄来800块银圆，帮助学校渡过了艰难岁月。

　　新华日报社与育才学校也保持密切交往。陶行知经常为《新华日报》撰写文章和评论。1946年1月11日是《新华日报》创刊八周年纪念日，陶行知专门为报社撰写了贺岁文章，称赞《新华日报》“立大志，做大事，只为民主拼事业”。育才学生参与了纪念活动并表演节目。2月22日，《新华日报》营业部被国民党特务捣毁。育才学校36名学子联名写信给报社，表示“站在正义的立场，我们永远和你们在一条线上战斗，不受挑拨，不怕恫吓，不怕打，不怕流血，一直坚持到底”。2月25日，《新华日报》以《为了正义，永远站在一起》为题，刊登了这封联名信。新华日报社也对育才学校给予了充分支持，除赠送报纸、书刊外，还经常对育才学校的活动进行系列报道，以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

　　育才学校的两个党支部在皖南事变后合并，由廖意林担任支部书记，受南方局领导，先后由凯丰、徐冰负责联系。南方局东迁后，交由中共四川省委领导，由何其芳负责联系。1947年3月，四川省委被迫撤返延安后，支部暂时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后经多方努力，6月下旬，廖意林与江竹筠取得联系，开始接受重庆市委的领导。

　　育才学校在党的培养和领导下，实际上成为党培养和储备干部的重要基地，成为以后历次革命运动的重要据点。

育才学校、社会大学学生合绣的五星红旗

　　斗争中历练成长

　　在红岩村的革命熔炉里，育才师生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投身民主运动，在斗争中结出累累硕果。

　　陶行知是这队鸿雁的头雁，坚持战斗在革命前沿。1945年12月9日，重庆各界在长安寺为昆明一二·一惨案死难师生举行追悼大会。陶行知率100余名学生前往祭奠，号召“教育文化界人士起来共同战斗”。他在当天致夫人吴树琴的信中写道：“然后再到长安寺去祭昆明反内战被害烈士，也许我们不能再见面，这样的去，是不会有痛苦，望你不要悲伤。”平安归来后，他将此次斗争概括为“预备死而未死，今后尚有为民族、人类服务之机会”。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迫于人民的压力，不得不做出和平民主的假象，举行了重庆谈判，又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其间，在陶行知带领下，育才师生竭尽全力，为和平民主奔走呼号，难免成为特务盯梢和迫害的重点对象。

　　1946年2月10日，较场口事件发生后，育才学校被污蔑为破坏会场的“暴徒”。为揭露真相，陶行知带领育才师生与特务针锋相对。教师林子藩为驳斥是站在主席台前的育才学生用铁棒、石头等武器打伤与会人员的指控，特地写作《为孩子们申述》一文发表在2月11日的《新华日报》上。同版还刊有一篇名为《深有所感》的文章，以一封特务队员的来信，披露较场口事件实际是特务分子精心策划的一场阴谋。

　　学校还特地聘请著名律师史良担任法律顾问，代表学校发表《紧要声明启事》，指出“本校学生虽亦前往参加，但以去时较迟，故排列于后，未接近主席台；且学生多属幼年，何来壮汉，更未前去捣乱。此种不近情理、反白为黑之污蔑，显属文过饰非，公然侮辱”。 最终，育才学校学生代表和陶行知一起，在公堂上与刘野樵等特务分子进行公开辩论，据理力争，成功洗刷了冤屈。

　　1947年初，重庆爆发抗议美军暴行运动，育才学校再次积极投入斗争，并成为重庆学生抗暴联合会的骨干力量。在中共四川省委的领导下，学校专门组织了抗暴文艺宣传队，制作宣传画、传单、蜡版等各式宣传品，创作了《抵制美货》等宣传歌曲，在街头表演方言剧《啷个办》《王大娘补缸》等剧目，以重庆学生抗暴联合会的名义，四处宣传，在社会上引发强烈反响。

　　2月5日，育才学校的宣传队伍正在江北公园宣传时，突然遭到特务袭击。2月8日，队员再次遭到殴打，多名学生受伤。被打后，育才学子没有屈服，而是更坚定地投入战斗。他们将连续写作的《我们的被打》《走我们的路》发表在《新华日报》上，抗议特务暴行，迫使时任重庆市长张笃伦不得不与“抗联”的学生代表进行谈判，承诺惩办凶手、赔偿损失、医治受伤学生并保证学生们的安全。

　　此外，育才师生还深入农村开展斗争。为响应党关于“到解放区和农村去”的号召，学校专门做了宣传动员。学生们纷纷要求到农村去，掀起深入农村斗争的热潮。文学组的苏觉、刘子林、唐仲芳等深入铜梁，开展“三抓”“四抗”斗争；许智伟、郭一帆、徐行健等教师率领学生深入武隆组织农民运动；陈尧楷、徐永培、徐相应等去往华蓥山地区参加武装斗争；还有一些同学奔赴解放区和游击区参与战斗。很多同学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红岩英烈胡芳玉、陈尧伦、杨华友、游中象、王有余都是其中的优秀典范。

　　重庆解放时，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的学生合绣了一面五星红旗，挂在抗战胜利纪功碑上。恰如《育才赋》所言：“华蓥山三次起义，师生挺身躯血染沙场；解放碑率先举旗，同学昂头颅迎接曙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庆市政府同意育才重庆分部与邹容中学合并，迁往谢家湾，改名“重庆育才学校”，育才学校在红岩村的办学历程由此结束。

　　文丨华得凤 丁英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