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红岩村是我心中的第一故乡，令我魂牵梦绕。这里既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更是我母亲边爱莲的安息之地。母亲1941年4月1日病逝时，我刚过一岁。那时，她在我脑海里音容无存，真是千秋嗟叹。

　　我在成长的岁月里，时常听到父亲钱之光、舅舅边应纪和外婆，以及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叔叔阿姨们谈起她，都说她是一个有革命志向、坚强乐观、温和善良、宽厚忠诚、贤惠漂亮的女性。父亲说她是贤妻良母。虽然母亲去世时我还年幼，但我对她一直怀有深深的依恋之情。我长大后，对母亲有了更多的了解。

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办公室（颜波 摄）

　　第一个未缠足的女孩子

　　1914年3月29日，母亲出生在浙江诸暨城关一个贫穷人家。她3岁时，因闹饥荒，陈家外婆实在无力抚养，只好带她到自己娘家牌头镇牌轩下村找人家送养。这时，牌头镇金家墙弄村边家外公外婆的两儿一女相继染时疫夭折，二人非常伤心，得此消息立即将母亲收养过来。边家生活虽然穷苦，但外公外婆视母亲为己出，十分疼爱，并将她改名为边爱莲。

　　那时农村很封建，女孩从小要缠足。由于外公边乃庚参加过辛亥革命，在外见世面多，坚决不同意给母亲缠足，这使她成为附近村庄第一个未缠足的女孩子。当时农村也很少有女孩上学，更无男女同校的。但外公坚持要母亲上学，本村不能上，就到邻村上。后来本村开了女禁，母亲才回到本村上学。农村的学堂注重实用，母亲从小学会了打算盘、记账。她读书很用功，字也写得好，村里常有人请母亲写对联、书信等。

　　那个年代农村经济十分落后，外公家又缺男劳力，日子过得很艰难。可是外婆很能干，常常带着母亲插秧、锄草、缫丝、织衣，她才10多岁就顶上一个男少劳力。1927年春节期间，北洋军王淼的溃军沿途抢劫掠夺，年仅13岁的母亲背着3岁的弟弟逃到山上躲避。当年农村讨饭的人很多，外婆总要拿出一点粮食来接济，在外婆的影响下，姐弟俩对穷人总是给予同情和帮助。

　　14岁时，母亲来到杭州一个小缫丝厂做工养家。外公在杭州常和一些共产党人来往，他的住所是党的秘密活动地点。1928年，外公由钱之光介绍参加了共产党。这样的家庭背景和环境，让母亲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她有时参加放哨活动，并曾在地下党办的工读夜校学习。母亲回村时，就给乡亲们唱大革命时期的北伐歌，或讲北伐革命和红军的故事。她喜爱看《岳飞传》《水浒传》等书籍，还引导弟弟看，这些书培养了他们的民族主义思想和见义勇为精神。

　　抗战爆发后，听到日寇烧杀抢掠，母亲随时准备一把剪刀防身。她说如果日寇来了，一定拼个你死我活。

1932年在杭州。左二：边爱莲

　　为了同志的安全

　　1938年3月，外公送独子边应纪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参加革命，那时舅舅14岁。外公本想让姐弟俩一起走，但东拼西借也凑不够两个人的路费，只好让舅舅先走，母亲直到12月才成行。

　　当月，母亲女扮男装，穿着自己缝制的八路军军装踏上革命路程。她原计划先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因武汉失陷，就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参加了革命工作，在会计保管科任财务会计兼保管员。母亲性格娴静文雅，待人和蔼，工作认真细心，乐于助人，群众关系很好。

　　1939年，母亲和父亲结婚。1940年3月11日，母亲生下了我，起名小莲。后来带养我的唐康阿姨为我改名小康。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组织决定让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馆的一批同志撤回延安，母亲也在其中。撤回延安的人员必须以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工作人员和家属的名义，先向国民党当局呈报名单，经过审批才能办理通过国民党层层关卡的“护照”。但当这一批撤退人员名单已经确定，“护照”也已办好，第二天就要出发时，却发生了一个紧急情况：有一位从事地下工作的女同志暴露了身份，急需马上撤走。

　　正当周恩来思索时，父亲向他建议：“让那位女同志顶替边爱莲的名字撤走吧！”

1940年在重庆红岩。左起：张元培夫人及孩子，母亲边爱莲和我，谢淑珍及女儿赖小渝。

　　父亲是1927年入党并参加过长征的干部，后来长期跟随周恩来在国统区工作和战斗。这时他担任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处长，办事处同志都称赞他是红岩村的好管家。

　　周恩来听到父亲的建议后，关切地问：“边爱莲同志不是已经有了身孕吗？”父亲说：“她暂时不走没有关系，可是那个同志不走会有危险。”周恩来最终接受了父亲的建议，那位地下党员安全撤回延安。而母亲为了同志的安全和革命工作的需要，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接受组织安排。

　　1941年3月，她被暂时疏散到重庆仁爱堂医院，可是没料到这家医院安排给母亲的床位曾住过一名猩红热病人。因为医院条件很差，病床消毒不严格，她不幸染上猩红热。由于国民党的封锁，缺少药品盘尼西林，母亲于3月27日发病，31日病情危重，后转到重庆武汉疗养院，但已回天无力。

　　4月1日上午8点，母亲小产，生下的小妹妹夭折。下午4点零5分，母亲病逝，年仅27岁。母亲于4月1日晚12点入殓，4月2日中午安葬于小龙坎伏园寺墓地。

　　红岩荟萃留芳名

　　母亲病逝，父亲非常悲痛。那时他作为重庆办事处处长，工作十分繁忙，无暇照顾我，只好把年幼的我先后托付给唐康阿姨和李泽纯伯伯等带养。直到1946年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撤退时，父亲才托人将我接回诸暨老家。

　　1950年，父亲和刘昂妈妈接我到北京上学。我10多岁时，父亲把他珍藏多年的我生母的照片给了我，其中有她怀抱我的照片，还有父亲领着我在她墓前的合影等。睹物思人。母亲是我心中永远的痛，也是我心中永远的骄傲。

　　母亲的骨灰如今安葬在红岩公墓。与她一同安葬的，还有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以及黄文杰、李少石等13人的骨灰。他们是1939年至1945年间，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新华日报馆工作时先后牺牲和病逝的革命先辈及亲属。

红岩公墓（颜波 摄）

　　当年，他们去世时棺葬于小龙坎伏园寺墓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遵周恩来嘱，平坟还耕，于1958年11月28日将遗体分别火化，就近深葬。

　　20世纪80年代，因修铁路，道路截断，不便祭扫，重庆市委、市政府在征得邓颖超同意后决定，于1984年5月2日将13位逝者的骨灰迁葬于红岩公墓，并在6月11日举行了红岩公墓落成仪式，我和许多革命长辈及逝者亲属应邀参加了这一仪式。

　　举行红岩公墓落成仪式时，有人作诗纪念，其中一首《怀念边爱莲》，是献给母亲的，后存于红岩革命纪念馆。

　　诗曰：

　　玉颜皎洁逾白雪，

　　仰首挺胸战岁月。

　　红岩荟萃留芳名，

　　仅叹年华早消歇。

　　在泪眼迷离中，我仿佛看到了母亲。她是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像一束和煦的阳光，永远映在我心灵的深处。

　　母亲及其他革命先烈永远长眠在红岩这块土地上。这是他们曾经战斗和生活的地方，也是他们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献出了宝贵生命的地方。

　　文丨钱幼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