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童时期起，我就无数次从父母与老朋友们谈话中听到“红岩村”这个名字，它已经深深地烙在了我的脑海里。虽然当时我并不太懂他们所谈的内容，但从他们激动的表情和兴致勃勃的情绪看，我猜想那里若不是一个很有趣又很好玩的地方，就一定是一个令人神往又非常重要的场所。随着年岁渐长，我才逐渐知道红岩村是中共中央南方局驻地，对外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周恩来、董必武等的指挥下，我的父辈们在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进行了一场虽然没有飞机大炮、坦克装甲，但同样是刀光剑影、腥风血雨的殊死战斗。

八路军重庆办事处

　　救人要紧

　　我对红岩村感到那么亲切，是因为我出生在那里，并在那里度过了一段欢乐的童年时光。

　　我的姨妈黄常和李超南阿姨，以及一些当年曾在红岩村工作的叔叔阿姨们曾对我说，母亲怀着我时，正在新华日报社负责编辑《妇女之路》专栏。重庆是山城，走路爬坡是家常便饭，况且我不是头胎，母亲便没有那么小心翼翼，直到临产前几天，还坚持到化龙桥的新华日报社去上班。由于道路高低不平，母亲每天爬坡颠上颠下，我的头部在她的盆骨上磨起了一个大水泡，因而导致难产（我出生后医生分析出的结论）。

　　当时的中国，生孩子很少去妇产医院，家里请个有经验的人来帮忙或找个接生婆就行。情急之下，守候在一旁的姨妈只得去找办事处的同志们帮忙。有人出主意：去请当时在重庆挂牌行医的外国妇产医生。请外国医生谈何容易，是要花大把钞票的。可当时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生活都很简朴，谁也没有多余的闲钱，大家倾囊而出也凑不出几个钱来。

　　大家的喧闹声惊动了邓颖超，又很快传到了周恩来的耳朵里。周恩来当机立断：救人要紧。决定动用办事处的经费。据说是花金条请了个英国的妇产医生。大夫一番检查，动用了产钳，把我接生出来。一场急难就这样化险为夷。

　　我平安地降生了，除了要感谢父母把我带到这个世界，我的心中还时时保持着一种由衷的感激之情。感谢那些拯救了我生命的红岩村的叔叔阿姨们。感谢敬爱的邓妈妈、周伯伯。

陈于彤夫妇与家人合影，二排右二为陈庆立

　　惊险一幕

　　我的姨父薜子正，早年参加过上海的工人武装起义，后由党组织送到苏联东方大学读书，以后又和萧劲光等人到列宁格勒军政大学学习军事。1930年学成回国后，组织上派他到井冈山根据地工作。1935年部队突围时被敌人冲散，他因腿部中弹负伤，与部队失去了联络。后来他靠好心老乡的救助，历尽千辛万苦，潜回四川老家养伤。康复归队后几经辗转，组织上派他到南方局军事组工作。

　　在红岩村，他是个出了名的热心肠，一有闲暇就张罗大家凑份子、打牙祭，既调剂了生活、改善了伙食，也增进了同志之间的了解和感情。每逢此时，他不仅亲自操刀下厨，也会动员大家各显神通，拿出各自的绝活，真是好不热闹。据说周恩来也给大家做了他最拿手的淮扬名菜——清蒸狮子头，被传为佳话。

　　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在红岩村接见部分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的工作人员。母亲有幸参加了这次接见。当时我两岁，正在咿呀学语，也被母亲抱着到了接见现场。对于长期战斗在国统区的共产党人来说，能亲耳聆听毛泽东的讲话，亲眼目睹主席的风采，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散会出来，大家欢乐之情溢于言表，逢人便说：“我见到毛主席了。”幼小的我虽然不懂这句话的意思，却受了这热烈气氛的感染，跟着大人学语。在红岩村当然没有什么，但出了红岩村再说这些事便非常危险，甚至会招来杀身之祸。

　　一天下班后，母亲和姨妈带我回家，中途要乘一段公共汽车。车行驶途中，我口中突然冒出一句“我见到毛主席了”，声音很大，把母亲吓了一跳。有人不怀好意地问母亲：这小孩喊的是什么？车上的人用吃惊的眼神看着母亲，几个国民党特务正恶狠狠地盯着母亲，气氛异常紧张。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母亲开始也有些不知所措，好在她经历过长时间的对敌斗争锻炼，积累了不少经验。她立刻使自己平静下来，并想出了对策。她没有惊慌失措地用手去堵我的嘴，而是把我抱起来，让我背对着其他乘客，减少与其他人直接对话的机会，又指着车外的景色和行人，以分散我的注意力。同时她不紧不慢、轻描淡写地回答：“学说话的孩子，谁知他在说些什么。”一边故意摸我腋下的痒痒肉逗我发笑。

　　我的笑声缓解了车上凝重的气氛。但为防止意外，也为了不影响同车其他同志的安全，母亲故意提前下了车。她带着我和姨妈一边逛市场、绕弯路，一边观察身旁有无异常情况，直到确认彻底安全了才走回家。

　　我读育才小学时，头一次听别人讲起这件事。我对自己懵懂时闯下的大祸感到歉疚。然而母亲望着我微笑，丝毫没有责怪我的意思。姨妈拍着我的肩头说：“当时你那么小，怎么能怪你呢？不过那次真的是好紧张啊。如果不是你妈妈沉着、巧妙地敷衍过去，后果就难以想象了。”姨妈的话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

1940年，陈于彤在贵阳

　　欢乐童年

　　我两三岁时，和哥哥姐姐生活在红岩村托儿所里。父亲也完成了组织上交给他的特别任务，回到办事处，到《新华日报》任资料室主任。

　　由于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有限，几乎没有专职老师管理托儿所，常常抽调年轻阿姨轮流照顾我们。姨妈就曾当过我们的老师。五六岁的男孩，正是精力过盛的时候，没事都会生出事来。我的大哥及托儿所中像他一般大小的几个男孩，当时正处在这个阶段。

　　重庆夏季炎热，午睡躺着不动都是一身的汗，这些小家伙又怎么会安静地躺下，去忍受难耐的酷暑呢？于是便借口上厕所，一个一个偷偷溜出了托儿所，我也跟着他们跑了出去。大家溜到院子里便撒开了欢儿，蹦啊、跳啊、喊啊、叫啊。红岩村的院子不大，又夹在山坳里，孩子们的喧闹声不一会儿就把正在午休的叔叔阿姨吵起来了。我哥哥抢球时，正好把皮球扔到了董必武的窗户上，把他老人家也给搅起来了。这还了得，事情立刻反映到周恩来处。

　　那时的我们哪里懂得，叔叔阿姨们常常通宵达旦、夜以继日地工作。尤其是董老、周伯伯他们几位领导，更是日理万机，忙得不可开交，难得中午有机会小睡一会儿，又让我们这帮捣蛋鬼给搅了。可毕竟是孩子们闯的祸，真是让人急不得也恼不得。董老和周伯伯没有责备孩子们，只是要求托儿所的老师多留点心，把大门关严些，不要让孩子们跑出来，避免再发生类似事情。可这事让父亲有些耐不住了，他的两个儿子都在捣蛋鬼之列，还有一个是打破窗户的肇事者。他到董老的办公室诚恳道歉，又向周伯伯做自我批评。董老和周伯伯都没有责备他，这反而使他更加不安，回到家里，好生地责骂了我们一顿。

　　红岩托儿所的生活是欢乐美好的，也是幸福难忘的。1947年初，国共和谈破裂，南方局也完成了在重庆的使命。孩子们则随着他们的父母到其他地方去了。

　　红岩村的“客人”

　　1940年底，由于叛徒出卖，父亲是贵州省工委负责人的身份暴露了，并被国民党贵州当局通缉。为此，南方局通知我父亲撤回了重庆。

　　在红岩村，像父亲这样准备在蒋管区工作的同志都被称作“客人”，住在二楼专设的房间里，平时不出房门，吃饭有人送来，听报告坐在隔壁的房间里，还会挂上帘子。按规定，“客人”只能与自己工作有关的机关工作人员接触，即使是老朋友、熟人也不允许私下往来。

　　父亲除了向各部门负责人汇报工作，聆听周恩来或董老的当面教诲外，每天就是抓紧时间看文件、读书、看报、听报告，学习党的政策，为下一步的工作做好思想理论的储备。例如，孔原讲了很多具体事例，告诉他们如何识别敌人的诡计、被捕后如何应对审讯等做秘密工作的注意事项。周恩来非常重视对他们的思想教育，有一次利用青年晚会的机会，周恩来从午夜一直讲到第二天凌晨。从时事政策、组织纪律、革命气节、秘密工作到恋爱婚姻、家庭生活等，凡是年轻人要涉及的方方面面问题都讲到了。他把高深的理论融会贯通到浅显的实践之中，用他几十年革命斗争的经历、体验及感悟来启迪年轻人。即便是些大道理也丝毫不让人感到空泛，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不断点头称是，会场的气氛既欢愉又热烈。要不是白天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大家真希望他再多讲一些。

　　周恩来讲党史也给父亲留下极深的印象。周恩来亲身经历了党发展进程中的若干次重大历史事件。他把这些亲历的史实，提升到理论的高度来进行深刻反思，从而得到的经验和体会，绝不是在普通党史教科书中所能看到的东西，是非常难得、极其珍贵的第一手党史资料。父亲做了不少笔记，回来后又反复揣摩、消化，受益匪浅。

　　一天晚上，周恩来找父亲到他办公室谈话，谈到半夜两三点，周恩来便让父亲先回去休息，以后再约时间谈。他说自己还要赶写一篇第二天要见报的社论。父亲回到房间倒头就睡，一觉醒来已是上午10点。他起来看见桌上有份当天的《新华日报》，头版正是周恩来连夜赶写的题为《论军事第一》的长篇社论。父亲看着报纸，一股崇敬之情油然升起。这过人的精力，刻苦的敬业精神，精深的理论修养，敏捷的文思，扎实的文字功底，无不跃然纸上，怎能叫人不敬佩呢。

　　父亲待命期间，董老曾多次找他谈话，除了分析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以来的形势，还详细讲解为应对这一形势，我党制定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十六字方针，以及为贯彻这一方针具体制定的一些办法。董老给父亲留下最深印象的一件事是，已经年逾六旬的老人，还在孜孜不倦地学习英语和俄语，一有空就翻出来看，有不懂的地方便找年轻人求教。

　　等母亲来红岩村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廖似光和孔原通知父母到川康特委工作，交给父亲一封表面上看似家书，其实是暗语的介绍信，让他去成都找钱瑛接头。临行前，董老把父亲找去谈话三个小时，从川康地区的形势，到父母的具体任务及家庭的安排都作了详细的交代。周恩来也找父亲谈了话，并特别叮嘱，在蒋管区的大城市单独执行任务，会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也会碰到些乌七八糟的事，切记要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不但自己要记住，还要告诉别的同志都要记住。

　　由于红岩村四周都有特务盯梢，为了保证同志们的安全，通常用首长的专车送人下山。父亲一行离开时就是乘坐董老的车。按照事先的安排，汽车从临江门拐进一条短巷，里面是国民党的兵役署，由于巷子太短，里面又是国民党的机关，跟踪的车怕暴露便不再跟进来。甩掉了尾巴，父亲、母亲及哥哥、姨妈便连忙提上行李，下车找个小旅店住下。之后，他们费了不少周折找到一辆去成都的汽车，于1941年春到达成都，开始了新的战斗。

1951年，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与秘书陈于彤

　　文丨陈庆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