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从事中国共产党的地下情报工作时期，曾多次面聆周恩来同志的亲切教导，使我顺利地打入国民党中央核心机关，为党从事情报工作，又得以应付后来突然发生的事变，并化险为夷。

沈安娜

　　要机警灵活，注意隐蔽

　　1932年冬天，我姐姐伊娜反抗封建婚姻压迫离家出走，我很同情，随她从江苏泰兴到上海求学、谋生。我在南洋商业高级中学读完高二时，认识了1933年、1934年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校友舒曰信、华明之两人。

　　当时，我们同在中共中央早年情报保卫组织中央特科王学文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王学文的领导是王世英同志）。舒、华两人对我和姐姐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在家乡读书时，我和姐姐受到老师的启发，已具有一定的反帝救国思想，所以对舒、华两人所讲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都立即接受了。1934年伊娜参加革命，同舒曰信结婚。这时我因经济来源断绝，改进炳勋中文速记学校半工半读，以求速成谋生。

　　同年底，我在速记学校快毕业时，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向该校招收一名速记员。王学文同志指示舒、华做我的思想工作，要我争取打入浙江省政府做情报工作。我的速记技术和中文水平符合要求，便顺利地进了浙江省政府。接着，王学文同志对我进行了一系列教育，并批准我1935年1月参加革命，开始了我的情报工作生涯。老华则按照王学文同志指示去杭州谋职（在浙赣铁路局工作），就近协助并指导我的工作。1935年秋，我俩结为终生伴侣。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不久，战火扩展到沪、杭一带，杭州沦陷。我们同上海党组织失去联系，辗转西撤。两人商量，由我先去武汉找党组织。在汉口的马路上我巧遇老华的入党介绍人之一鲁自诚同志。他指点我去八路军办事处求见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同志。

　　我第一次去武汉八办是孟庆树接待的，我要求见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她要我把我和爱人的情况先讲讲，我简单作了介绍。她向我要了地址，并说：“以后约时间见领导。”过了几天，我应约去八办，一位青年同志引我进去。当时我心情十分激动，很快一位慈祥的长辈走来，我一看和我父亲差不多大年龄，我马上喊他“伯伯”。董老笑笑点点头，亲切地对我说：“你和华明之的情况，我们已经知道，恩来同志也知道了。”我感到奇怪。后来得知，鲁自诚是打入国民党军队工作并由董老直接联系的老同志，他已向董老证明了我俩的政治经历。董老说：“你过去做过情报工作，又有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的关系，现在朱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你可以用老部下的身份要求进国民党中央党部，为党做情报工作。”还说：“你越打入国民党上层核心，危险性越大，一定要格外谨慎，凡事慎重。”

　　接着周恩来同志也来了，他要我抓紧打入，并再三叮嘱我：“你要机警灵活，注意隐蔽，既要大胆，又要谨慎。”最后要我通知老华立即到武汉来八办恢复党的组织关系，就近指导、协助我做好情报工作，夫妻两人一起工作、生活，更有利于掩护和隐蔽。

　　第二天，我按照周、董两位领导的指示，去国民党中央党部找朱家骅秘书长。我按老习惯仍称呼他“主席”。他首先问我：“你从浙江来吗？”我说：“是啊，我千辛万苦来到武汉，请主席分配我工作，我要为党国效劳啊。”朱家骅说：“容易、容易，中央党部正需要速记。”接着问我：“你是不是国民党员？中央党部工作人员一定要是国民党员。”我心里一惊，这一点我原先不了解，该怎么办？随即想到周、董两位不是都要我抓紧打入中央党部吗？于是立即随机应变说：“我在浙江省政府时年纪还轻，没加入国民党，现在加入可以吗？”朱家骅当即吩咐旁边的秘书：“你们给她办‘特别入党’。”我后来知道，所谓“特别入党”就是由三个国民党中央委员作介绍，手续很快。

　　之后，我马上去八路军办事处向董老汇报，并对未经请示办了参加国民党的事作检讨。董老笑着说：“没有错，做得对嘛！伪装自己是情报工作的特殊需要，有了国民党党员身份，就能骗取信任，长期立足。情报工作人员应当有这个灵活应变的能力。”虽然董老并没有批评我，但我暗下决心，今后一定严格遵守请示汇报制度。

　　1938年8月，华明之来到武汉，与党组织接上关系，董必武同志指示我们两人离开武汉去重庆机房街八路军办事处报到。我们到了重庆不久，国民党中央党部就通知我，“特别入党”的党证已经批下，安排我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的机要处当机要速记。机要处长、科长和一位老速记都是在武汉由朱家骅安排我担任国民参政会大会速记时认识的。由于我是朱家骅亲自安排进中央党部工作的，是他的“老部下”，所以上上下下的人都很信任我，器重我，立即要我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等重要会议的速记，我因此获得了蒋介石及其他军事头目的讲话等重要情报。

　　为了情报工作需要，要甘当无名英雄

　　1938年冬天，一批批青年通过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去延安，投奔革命，我知道后非常羡慕。长期身处国民党官僚衙门，我十分厌恶，又觉得自己没有学习过革命理论，想到延安一边学习马列主义，一边痛痛快快地干革命。一天去八办时，我先向博古同志提出要求去延安，未获同意，随即又向董老请求，更是被斩钉截铁地拒绝了。

　　我没敢再去找恩来同志，他却为此找我谈话。他语重心长，严肃而又亲切地告诫我：“你有速记专长，别人无法像你这样打入国民党核心机关，已经有了很好的工作条件，也获得了重要情报，你在国民党中央核心机关能参加各种重要会议，接触许多机密文件，搜集我党所需要的情报。这项秘密工作非常重要，你要从革命大局着想，以大局为重。我们党很需要你坚持在这个重要岗位上继续努力。”

　　一席精辟的指点，使我茅塞顿开。但是我仍觉得在国民党机关里工作，在国民党统治区里生活，无法学习革命理论，又向恩来同志提出让我去延安学习一年再回重庆做情报工作。这一幼稚的想法，引得恩来同志哈哈大笑，他说：“去一天也不行。你去了延安，就不能再回中央党部了！”他进一步开导我：“在国民党统治区一样可以学习，你可以从国民党的报纸上，从反面的材料中，学习到不少东西。你拿秘密材料和公开报道相互印证，不就可以看清国民党的反动本质了吗？”邓颖超同志也在旁边劝我：“要服从组织，不能只考虑个人的愿望。”

　　恩来同志和邓大姐都强调：“为了情报工作需要，你要甘当无名英雄。”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无名英雄”这个名词，而且出自我所敬仰的两位领导人之口，深感这个词的分量，因此我提高了对情报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1945年，沈安娜、华明之与子女在重庆

　　做到临危不惧，从容镇定

　　在这次谈话中，恩来同志又一次要我细致、谨慎，以防万一，特别对我进行了革命气节教育。他说：“在敌人心脏里工作，危险性很大，要随时准备应付意外事件。遇到突然事变，共产党员要有骨气，做到临危不惧，从容镇定；既要有为革命献身的决心和勇气，又要沉着冷静，想尽一切办法对付意外，保存自己，以争取长期埋伏。我相信你一定会为党作出更大贡献的。”恩来同志的教导字字千钧。我转告老华后，两人始终铭记心中，成为我俩革命道路上的指路明灯。后来的经历，完全证实了恩来同志要我具有应付突然事变的精神准备和正确态度是多么的重要。

　　那是1942年夏秋之交发生的事。当时老华和我的先后直接领导人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吴克坚、卢竞如同志均已撤回延安，我们改由徐仲航领导。徐不幸被捕。此前他打入国民党官办的正中书局总管理处工作，要有国民党员的身份作掩护，我曾为他用“特别入党”的办法办理过党证，但党证还没下发。由于老徐没有按规定时间来联系，我们又不知他的地址。我便以国民党机关同事身份给徐写信，寄到正中书局总管理处。信里借口称孩子生病，欠他的钱等下月才能归还。

　　几天之后，两个不明身份的年轻人来到中央党部，说是徐仲航出事了，找我谈话。我意识到可能是恩来同志所说的突然事件发生了，重温恩来同志“临危不惧、从容镇定”的教导，我立刻镇定下来，设法对付。这两个人说：“徐仲航是共产党。”并拿出我写的信问：“你为什么借人家的钱，是不是他拿钱收买你？”我一听，他们只是就我信上说的事提问，便装作生气地批驳，并反问他们：“你们有什么证据说人家是共产党？”两人抢着说：“徐仲航的抽斗里全是反动的书。”最后，我抬出“大招牌”压他们说：“你们有什么事去向朱秘书长（朱家骅）报告好啦。”说完，我把两人撂下扬长离去。

　　下班回家，老华夸我用硬顶的办法对付小特务做得好。但问题毕竟没有了结。于是我们做了若干设想，以后如再追查，硬的怎样对付，软的又怎样对付。老华提醒我牢记恩来同志的教导：“共产党员要有骨气。要从容镇定，想尽一切办法对付意外，保存自己。”我们决心不动声色，静观动态。

　　过了一段时间，中央党部财务处长兼正中书局董事长找我谈话，他说：“你随便介绍人入党，多危险呀，万一钻进一个共党来怎么办？”又说：“你年轻不懂事，还帮人搞特别入党，以后这种事不要做了。”我听他有规劝的口气，就顺着说：“我还认为介绍别人入党是好事呐！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了。”他听后换了温和的口气安慰我说：“好啦好啦，这件事不要挂在心上了，以后好好工作。”谈话就此结束。我和老华始终未曾放松过警惕，以防特务“放长线钓大鱼”。

　　此后，特务虽然没有再找麻烦，但也不见组织派人来联系，直到1945年10月一个晚上，我们的老领导吴克坚同志推门进来，我们两人激动得含泪欢笑迎亲人。我急忙汇报徐仲航被捕后的情况。克坚同志说：“情况组织上已知道，你们应付得好，坚持了岗位，三年了，也真不容易呀！”当我们得知克坚同志这次是根据恩来同志的指示，来同我们接关系的，内心感到特别温暖和振奋。从此，克坚同志再度直接领导老华和我的工作。这时，我们才知道徐仲航是因共产党嫌疑被捕，已于1944年由党组织派秘密党员阎宝航同志设法保释出狱并离渝。

　　谆谆教诲，永记心中

　　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代表于1945年10月10日签订了“双十协定”。1946年1月，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商讨实施“双十协定”的方案。

　　会议期间，我见到周恩来、邓颖超等同志进入会议室，亲人已多年不见，心情十分激动。恩来同志悄悄向我使了个眼色，邓大姐则故意从我面前走过，一只手放在背后摆了两摆。他俩的暗示，都是叫我不要打招呼，我心里却感到一阵温暖。会议期间，国民党政协代表每夜举行“党团会”，部署第二天的谈判。我担任速记，“党团会”商定的“底牌”，由老华连夜写成情报交吴克坚同志转送恩来同志。因此，恩来同志和政协我党代表出席会议都胸有成竹，据理力争。

　　大会休息时，有些会议工作人员拿了纪念册请国民党和我党代表题词留念，我觉得这办法好，也想请我党代表题词，作为教导激励我们的纪念品。老华替我装订了一个本子，封面写“纪念册”三个美术字，四周加上花边框框，还写上我的姓名。我跟在同事们后面，先请国民党代表题词，他们分别写上“端庄贤淑”“温柔敦厚”等字样。抬头都称我为“同志”。随后我请周恩来同志题词。他微笑着说：“写什么呢？”略加思索，给我写下“致力于中国妇女解放事业”，抬头则称我为“女士”。我非常高兴，向他道谢。彼此心照不宣，没多说话，而我的心头却暖流涌动，难以平静。

　　1946年3月，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这是一次有计划、有步骤地准备策动全面内战的阴谋会议。大会借调几个速记轮流记录，我只能参加一部分会议的速记。

　　为了更多地搜集会议的重要内容，我征得中央党部机要处长、速记科长的同意，把老华借调到大会速记室，协助速记长做整理和编校工作。但老华在速记室里只能看，靠脑子记不住多少东西。我又借口家有两个孩子，晚上需要照看，无法同其他速记人员-起“开夜车”，请求速记长同意每晚让我把一部分材料带回家去整理。他同意了，还叮嘱我注意保密、安全。我和老华挑选有用的材料，带回家里由老华摘抄连夜送交吴克坚同志转送恩来等同志。这一时期我们所送的情报，连同其他同志送的情报，被恩来同志评价为“迅速、准确”，给予表扬。

　　1946年5月，我和老华分别随国民党机关转移到南京，中共中央社会部继续派吴克坚同志领导我们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我主要搜集国民党军事战略情报。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至此，我们两人完成了党所交付的从事地下情报工作的历史使命。

　　上海解放前夕，中共中央社会部经恩来同志批准，通电对在吴克坚同志领导下的情工人员予以嘉奖，这是党对情报工作人员的莫大鼓励。

　　文 | 沈安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