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从延安乘专机赴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这是轰动国内外的大事件，使许多人进一步认清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的真诚愿望，受到舆论的热烈赞誉，也使中国共产党获得政治上的主动权。

重庆谈判旧址——桂园

　　急剧转变的历史关头

　　1945年8月10日，日本通过瑞典、瑞士方面向同盟国表示愿意接受波茨坦公告。喜讯传来，从重庆到延安，老百姓张灯结彩，鞭炮齐鸣，欢庆胜利。岂料，8月11日，蒋介石一连发出四个命令，抢夺胜利果实。

　　“蒋介石想要独自摘桃子了！”对此，中国共产党坚决予以反击。8月13日，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了《蒋介石在挑动内战》的评论，指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言人的评论和蒋介石的‘命令’，从头到尾都是在挑拨内战，其目的是在当着国内外集中注意力于日本无条件投降之际，找一个借口，好在抗战结束时，马上转入内战。”

　　8月13日、16日，毛泽东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致电蒋介石，表示坚决反对蒋介石的错误命令，“我现在继续命令我所统帅的部队，配合苏联、美国、英国的军队，坚决地向敌人进攻，直至敌人在实际上停止敌对行为，缴出武器，一切祖国的国土完全收复之时为止”。为了粉碎蒋介石的阴谋，中国共产党采取一系列措施，一方面号召各解放区军民对日伪军展开全面大反攻，猛力扩大解放区，夺取武器和资源；另一方面要求解放区军民充分做好自卫准备，武装基本群众，准备粉碎国民党可能发动的对解放区的侵犯。

　　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

　　战后的形势瞬息万变。蒋介石打内战的方针早已确定，但在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下，又不能不有所顾忌。于是蒋介石连发三封电报，力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当时延安的人们把蒋的邀请看作是“鸿门宴”。所以，毛泽东第一封复信的口气极为冷淡。经过几天时间的观察分析，中共中央认为，形势的发展表明，国民党要立即发动全面内战还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争取和平民主局面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于是，很快决定以审慎而积极的态度来对待重庆谈判。

　　2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枣园召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极为关键，把毛泽东赴重庆一事基本决定下来，只是还没有确定何时动身。会议讨论了毛泽东的安全问题，认为有美国、苏联的承诺，不至于出大问题。

　　25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并邀请从重庆返回延安的王若飞参加。经彻夜讨论，就有关重庆谈判的几个关键问题作出了最后决定，并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

　　26日，在枣园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宣布了这个宣言。当天，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

　　国共在重庆的高层次谈判

　　1945年8月28日下午3点36分，一架军用飞机在重庆九龙坡机场平安着陆。毛泽东第一个走出机舱，紧随其后的是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再是周恩来和王若飞。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从延安飞抵重庆

　　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消息像惊雷般在重庆上空炸开。毛泽东在机场发表了阐明中共主张的演说，博得了各界人士的赞扬。在重庆市区的一些街道，人们争相索取《新华日报》刚出的“号外”，不少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向《新华日报》写了问候毛泽东的信。

　　毛泽东到达重庆当天，蒋介石在林园官邸设晚宴，招待毛泽东一行。次日下午，蒋介石会见毛泽东，表示愿意听取中共的意见，国共两党之间的谈判就此拉开帷幕。蒋介石不同意中国有内战的说法。毛泽东则以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中的大量事实为依据，说明中国没有内战是彻头彻尾的欺骗。

　　随后，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和王若飞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就具体问题进行谈判。9月3日，中共方面向国民党当局提交了进行谈判的十一项要点，核心内容是：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团结、民主为统一的基础，实行三民主义（以民国十三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宣言为标准）；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承认各党各派合法平等地位并长期合作，和平建国；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结束党治过程中，迅速采取各项必要措施，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这里面既体现出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原则，也有明显的让步。

　　中共的让步主要有两点，一是明确表示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二是没有提及抗战以来坚持多年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在延安8月13日的讲演中，毛泽东还说：“曾经有个美国人向我说：‘你们要听一听赫尔利的话，派几个人到国民党政府里去做官。’我说：‘捆住手脚的官不好做，我们不做。要做，就得放开手放开脚，自由自在地做，这就是在民主的基础上成立联合政府。’”毛泽东这番话，很好地说明“在民主的基础上成立联合政府”是中共的基本政治主张，在成立联合政府之前，中共是不会派人到国民党政府中做官的。在重庆谈判中，中共实际是放弃了这一主张。这是共产党方面最大的让步。

　　在重庆谈判中，解放区政权和人民军队的数量是最重要的问题，也是双方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为了使谈判获得进展，中共方面先后做过多次让步，但双方仍未达成一致。

　　经过43天的谈判，10月10日下午，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代表在桂园客厅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国民党当局表示，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同意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承认人民的某些权利等。

　　国共两党为什么能达成协议？毛泽东分析：“在谈判中间，我们提出，第一条中国要和平，第二条中国要民主，蒋介石没有理由反对，只好赞成。《会谈纪要》上所发表的和平方针和若干民主协议，一方面是写在纸上的，还不是现实的东西；另一方面也是由各方面力量决定的。解放区人民的力量，大后方人民的力量，国际形势，大势所趋，使得国民党不得不承认这些东西。”但是，双方在解放区政权和人民军队两个根本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

　　10月11日上午，毛泽东返回延安，国共谈判告一段落。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出席抗战胜利庆祝酒会

　　开展统战活动留下佳话

　　重庆谈判期间，中共代表一方面与国民党唇枪舌剑、据理力争，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广泛的统战工作。

　　“争取中间势力”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策略总方针的三个要素之一。重庆谈判期间，中共代表团在争取中间势力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毛泽东特别重视，三次前往民盟总部特园，拜访民盟主席张澜和其他负责人。

　　谈话中，张澜关切地问：“润之先生，您看此次谈判前途究竟将如何？”

　　毛泽东没有直接回答，只说：“现在蒋介石打起了‘民主’的招牌，要演‘民主’的假戏。我这次来，就是来他个假戏真演，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看究竟谁在搞假和平、真内战。让人民从中受到教育，看出真假，分出是非，我毛润之也就不虚此行了！”稍停，毛泽东接着说：“无论谈判结果怎样，但纵观历史发展之潮流，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但要走一段曲折而又艰难的路程。”在会晤中，双方达成秘密约定：今后在重大政治问题上，民盟与中共事先交换意见，共同商讨，统一认识，采取一致行动。

　　实业家胡厥文在特园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交谈中，他天真地问：“大家都是中国人，为什么不可以互相协商解决问题，而要武装斗争呢？”毛泽东回答：“共产党如果没有军队，不搞武装斗争，早就被国民党杀光了。”多年后胡厥文回忆，毛泽东的这句话，使他茅塞顿开，明白了孤立的个人对重大社会问题无能为力，必须团结起来。他从此投身民主革命，积极筹建中国民主建国会。

　　宋庆龄是国民党左派的代表。毛泽东来渝后，多次与她见面，征求她对国是的意见。

　　毛泽东会见了中国民主革命同盟领导人王昆仑、屈武、侯外庐、许宝驹、谭惕吾、于振瀛、曹孟君、倪斐君等，听取他们对和谈的意见，然后作答。

　　毛泽东、周恩来还和科技文教界有影响的代表人物许德珩、劳君展见面，建议他们把民主科学座谈会搞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

　　青年党是民主党派中偏右的势力。毛泽东在桂园宴请该党在渝的中央委员左舜生、何鲁之、常燕生、陈启天、余家菊、周谦冲等人，长谈三个小时。

　　工商业者是中间势力在经济方面的代表。毛泽东在桂园举行茶会，招待重庆工商实业界人士。针对国民党的宣传，毛泽东说：“我们不把民族资本家当作敌人，而是当作朋友；不没收产业，而是调节劳资关系。”

　　毛泽东会见了文艺界人士郑君里、孟君谋、赵丹、白杨、舒绣文、张瑞芳、吴茵等。整个座谈会欢声笑语，气氛融洽。毛泽东更是万分高兴地会见郭沫若、周谷城等故友，还会见了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等人。

　　毛泽东广泛会见外国各界人士，利用参加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举办的宴会之机，与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的大使和使节交谈。他还会见韩国临时政府首脑金九等人，表示支持他们的民族独立运动。

　　毛泽东还主动接触国民党各派大佬。毛泽东的秘书王炳南记得，起初大家都感到很意外：“像陈立夫、戴季陶这样的反共专家，我们平时都看作冤家对头，相顾眦裂，有什么好见的呢？”

　　毛泽东开导大家：“这些人是反共的。但是我到重庆来，还不是为跟反共头子蒋介石谈判吗？国民党现在是右派当权，要解决问题，光找左派不行，他们是赞成与我们合作的，但他们不掌权。解决问题还要找右派，不能放弃和右派的接触。”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与中共代表团做了大量的统战活动，其特点可以概括为六个字：全覆盖、广交友，其作用与影响不亚于与国民党的谈判。毛泽东与各界人士的交往，留下很多佳话。

毛泽东在红岩村会见三位美国士兵并合影

　　“这次谈判是有收获的”

　　返回延安后，毛泽东在干部会议上作《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对重庆谈判进行权威的评价，着重谈到争取政治主动权的问题。

　　一、“和平建国”方针得到国民党方面承认。

　　国共双方在谈判中达成“和平建国”方针，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动地位，在全国的政治影响力和政治地位都极大地提高了。毛泽东谈到这个巨大的胜利，指出：“这次谈判是有收获的。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这是达成了协议的。”“这一次我们去得好，击破了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他们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我们，我们去了，可是他们毫无准备，一切提案都要由我们提出。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毛泽东还指出：“我们党在国内政治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已经不是1927年时候的情况了，也不是1937年时候的情况了。国民党从来不肯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现在也只好承认了。”毛泽东特别谈到中国共产党政治影响力的提高，指出：“我们解放区的工作，已经影响到全中国、全世界了……我们在全国、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反对中国内战，主张和平、民主的，不只是我们解放区的人民，还有大后方的广大人民和全世界的广大人民。”

　　重庆谈判和“双十协定”虽然没能阻止蒋介石发动内战，但正如周恩来所说：“我们并不因为蒋破坏了这些协定，就以为没有了收获。因为全中国人民都承认了这样的事实，认为中共的地位是不容抹杀的。”

　　二、民主党派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等做了大量统战工作，向民主人士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方针与主张，就抗战胜利后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国面临的“两条道路”等诸多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交流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中共与之建立了更加密切的联系和更为深厚的友谊。毛泽东这样评价：“大后方的人民都希望和平，需要民主。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

　　三、必要的让步赢得舆论的同情与支持。

　　毛泽东一贯主张针锋相对，但在重庆谈判中，中共却有两个实实在在的让步：

　　第一，公开宣布放弃南方的八个解放区。毛泽东这样解释：“因为国民党不安心。人家要回南京，南方的一些解放区，在他的床旁边，或者在他的过道上，我们在那里，人家就是不能安心睡觉，所以无论如何也要来争。”毛泽东指出：“在这一点上我们采取让步，就有利于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国内外广大中间分子的同情。现在全国所有的宣传机关，除了新华社，都控制在国民党手里。它们都是谣言制造厂。这一次谈判，它们造谣说：共产党就是要地盘，不肯让步。这一次，我们在南方让出若干地区，就在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面前，使国民党的谣言完全破产。”这一让步，同时也为执行抢占东北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创造了条件。

　　第二，同意缩编军队。在谈判中，中共先同意将解放军缩编为国民党军队的六分之一，后来又同意缩编为七分之一。这一让步也有利于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毛泽东说：“国民党宣传说，共产党就是争枪杆子。我们说，准备让步。”毛泽东还说：“国民党军队官多兵少，一个师不到六千人。照他们的编法，我们一百二十万人的军队，就可以编二百个师。但是我们不这样做。这样一来，他们无话可说，一切谣言都破产了。”

　　四、为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作了良好的铺垫，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国共双方达成了“双十协定”，国民党接受了中共的“和平建国”方针，这样就延缓了全面内战的爆发，为战后国内和平发展带来了希望。为进一步解决这些问题，“双十协定”还确定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这实际上就是中共早就提议召开的党派会议。重庆谈判采纳中共的主张，也表明共产党的主张影响力在扩大。重庆谈判期间，中共与民盟达成了秘密协定。后来，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中共与民盟采取一致行动，确保会议取得胜利。

　　可以说，重庆谈判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作了良好的铺垫，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是重庆谈判的延续和扩大。

　　文丨刘明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