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炎林，1921年11月出生于上海。1937年在上海参加童子军抗日战地服务队。1938年到广西从事地下工作，曾任中共广西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省委交通联络员、桂林市委书记。1946年调上海，曾任上海各界人民团结联合会秘书处负责人、地下党报《上海人民》总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共青团福建省委书记、中共福建省委文教部宣传部副部长、福建省人民委员会秘书长、对外经济联络部办公厅主任、国家旅游总局副局长、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兼中国国旅总社社长、国务院侨务办公室顾问等职务，1989年当选为全国侨联主席。

庄炎林

　　问：请您谈谈1942年桂林七九事件。

　　答：1942年桂林发生七九事件，事件发生的原因是由于南方局领导下的南委遭到破坏，南委的组织部长郭潜被捕，被捕的还有廖承志、张文彬。因为郭潜到过桂林传达南委的指示，检查工作，曾经在广东青委梁耀宝家里待过，所以他叛变后就把梁耀宝供了出来。梁耀宝受不了国民党特务的“敲打”也叛变了，带人去抓了在广西桂林逸仙中学以做教员为掩护的广西省工委副书记苏蔓、省工委妇女部长兼桂林市委书记罗文坤和南委驻桂林特别交通员张海萍。

　　苏蔓、罗文坤、张海萍被抓以后，由国民党广西省党部主任委员黄旭初和国民党广西省党部调统室主任梁学基亲自指挥审讯。在严刑拷打下，他们宁死不屈，什么也没有透露。特务们就假装将他们释放，希望在他们与组织联系的时候，顺藤摸瓜，一举破坏广西地下党组织。苏蔓、罗文坤、张海萍被释放后，为了给其他同志报警，保护党组织，他们哪儿也没去。1942年7月12日，3人在逸仙中学宿舍集体自缢。

　　国民党广西当局为了掩盖其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和反共的行径，在《扫荡报》上伪造了一条消息，称3个教师因三角恋爱而自杀。消息在报纸上刊登后，地下党的同志才知道苏蔓等人牺牲了。他们尽量把刊登假消息的《扫荡报》收回来，但只收回了一部分。其后，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立即组织省工委撤离，避免了更大的牺牲和损失。

　　叛徒梁耀宝曾经是广西大学的党支部书记，所以广西大学的地下党组织也遭到破坏，广西大学的负责人黄彰被捕。其中，女交通员张丽贞被捕后叛变，说出了钱兴住所，国民党特务就追到钱兴的住处。钱兴此时已经知道南委出事了，正准备撤离。他的房东盛兮廉非常好，说“我帮你顶住”。当时房子已经被三面包围，只有后面的池塘没有特务守候，钱兴就从这里跑掉了。跑出来的时候，钱兴和夫人邹冰还带着他们的孩子--一个婴儿。为了不被特务发现，他们把孩子的嘴巴捂住。

　　钱兴撤离后，先到桂北灵川肖雷（广西省工委交通员）家躲避，对外称是教师放暑假，到那儿休息。在肖雷家住了一段时间，又出现了问题，广西省工委的一个宣传部长被捕叛变了。此人知道钱兴要从前清转移到桂北，所以桂北也不安全，只好转到钟山县。

　　钟山这个地方，党的基础比较好，有些村长和乡长是我们的党员。同时，当时从广州逃出的难民在那里搭棚子居住，开荒种地。因此，人员混杂，便于隐蔽。钱兴就在这里住了下来。但这里条件艰苦，钱兴就和难民一样，开荒种地，一边养家糊口，一边开展工作。钟山县有一个地方叫英家乡白沙井村，来往的人比较多，不容易引起注意。此时各地的党员也陆续集中到该村，主要有黄嘉、吴赞之、肖雷等，钱兴以这些人为基础，在这里重新组建了中共广西省工委机关。

　　七九事件导致党组织被破坏是从广西开始的。广西挺复杂，当局跟蒋介石有矛盾，有一段时间还斗得很厉害。抗战初期我们就做广西当局的统战工作，推动广西各界团结抗战。广西当局为什么要组织学生军？就是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皖南事变后，广西当局对共产党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也跟着国民党蒋介石搞破坏。所以七九事件后，钱兴怀着无比悲愤的心情起草了《为反对顽固反共分子继续摧残告广西当局暨各界父老书》和《为反对顽固反共分子继续摧残告全体同志书》等文，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和广西当局的反共行径，号召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团结起来，争取革命斗争的最后胜利。

　　1941年5月和6月，廖承志、张文彬相继被捕。国民党是秘密逮捕的，我们都不知道。如果知道了我们就会警惕，就会改变与南委联系的线，也就不会出现七九事件。

罗文坤（右）、苏蔓（中）、张海萍（左）

　　问：苏蔓、罗文坤、张海萍给您留下的最难忘的印象是什么？

　　答：皖南事变后，我从桂林中学高中毕业，党组织原来准备调我去桂林市委工作，但后来由于广西大学很多人毕业走了，那个阵地很重要，需要加强那边的工作，组织就调我去了广西大学。广西大学的党组织就归苏蔓领导。那时候进大学要考试，但当时规定，每一届高中毕业生中前十名不用考，直接上大学。那时地下党贯彻“三勤”“三化”方针，要求学生党员学业必须优秀，这样才能团结周围的青年学生。虽然我搞地下工作，但是我学习很用功，成绩很好，所以免试进了广西大学。第一学期我是学校党支部副书记，第二学期我是支部书记，直接归苏蔓领导。

　　我最初接触苏蔓、罗文坤，是因为干宣办的工作就是苏蔓主抓，苏蔓、罗文坤都来讲课。当时听课都不准记笔记，只能用脑子记，包括纪律、气节教育等，这些我都记得非常清楚。我们都非常佩服苏蔓和罗文坤，因为他们是从延安回来的，我们老向他们打听延安的情况，都很向往延安。他们还是留日的，学问非常好，思想境界非常高，年龄还不到30岁。他们讲课总是深入浅出，大家一听就领会很深。我第一次见到他们时，就觉得他们不简单。苏蔓还很英俊、潇洒，家里也很有钱。

　　除了听苏蔓、罗文坤讲课，苏蔓还直接领导我们的工作。比如广州沦陷后，一些广东的党员来到广西，但他们的组织关系过不来。我们就请示怎么办？苏蔓指示，根据这些同志的条件重新入党，等以后联系上原来的党组织后，再恢复他们的党龄。

　　苏蔓、罗文坤和张海萍3位烈士中，我比较熟悉苏蔓和罗文坤，当时他们已经结婚。我听到他们牺牲的消息后，悲愤不已。我得到这个消息是在七九事件后几天，党组织通知我们马上撤退的时候。当时不能开会，只能个别传达，是罗蒙坚（音）告诉我们的。

　　问：七九事件以后您是怎么脱险的？

　　答：当时，罗蒙坚通知我们出问题了，我就从广西大学撤离到了桂林。到桂林后，我的任务是通知桂林中兴的同志撤离。我在桂林中兴当过党支部的组织委员，那里的一些党员我认识，我就通知他们赶快撤离。其中陈英鑫和陈大良是我发展的，当我通知他们时已经来不及了，就被抓住了。

　　当时，国民党对每一个被捕的人都说：你们被捕了，你们的党组织统统被破坏了，统统都自首叛变了，你们不要有什么幻想，赶快交代问题，交代你们所知道的组织就放你们出去。陈英鑫和陈大良被抓到假山地母庵关押后，组织上叫我想办法告诉他们，要坚持斗争。我跟陈英鑫、陈大良的大哥是同班同学，他们一家是从上海转过来的，住在欧阳予倩（广西戏剧学院院长）的家里，他的母亲和妹妹还住在那里。我通过他妹妹陈书欣（后来是我爱人）想办法去探听情况。我写了一张小纸条：敌人所说的都是假话，都是造谣，我们的组织并没有受到多少破坏，你们一定要坚持，不能够投降、叛变。他们收到纸条后，也传出一张纸条说：我们一定坚持，来日方长，我们经得起考验。就这样，一方面我们跟他们联系，鼓励他们；另一方面，又通过关系想办法营救。

　　陈英鑫也是支部的领导成员之一，梁耀宝认识他。关押中，陈英鑫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梁耀宝就说：他不承认，我来跟他对质。但对质时，特务错把陈大良弄了去，梁耀宝傻眼了。陈大良说，你认得我，但我根本不认得你，我从来没见过你。特务们没有办法，只得把他们转移到湖南衡阳的一个集中营。欧阳予倩是陈英鑫和陈大良的二舅，在广西是名人；他爸爸的老朋友、广西大学校长白鹏飞，也是国民党中央的监察委员。通过他们想办法，最终将陈英鑫和陈大良保释出来。

　　后来组织决定，让我们也想办法隐蔽起来。于是，我就跟罗蒙坚去了他外婆家新平渔村。这个渔村很有名，孙中山曾在这里待过。我安排人员撤离后，也离开了此处。当时，钱兴正在考虑怎样安排七九事件后的工作，他找了一个人，叫陈宜江，由他来安排我们的人隐蔽，从农村转到城市，找一个职业做掩护。他们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到柳州去传达省工委的指示，把柳州的主要领导人安排好、隐蔽好，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方针。于是我到了柳州。

　　在柳州，我首先找到了吴丈之（音）。吴丈之过去在学生军（抗战初期，国民党广西省政府成立的组织）时和我是一个中队的，以后打入三青团，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三青团柳州的干事长。另外，他还是龙城中学的教员，实际上也是地下党员，我就通知他转移了。后来，我跟他一起到容县老家待了一段时间，和我们一起的还有梁临、莫郎。到了容县，我们开始商量怎么隐蔽。把柳州的工作安排好以后，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商量分散活动。吴丈之到桂中去，莫郎到桂西南去，我到荔浦。钱兴后来也到了荔浦。我向他介绍情况，钱兴很高兴地说：“好，你就到我这里来工作。”

　　因为我是交通员，要布置工作，常在外面跑。有一次在桂林，我看到了梁耀宝，他后面还跟着几个人，我赶快拐进一条小巷。刚开始，梁耀宝没看到我，后来看到了，一下子就认出我。因为他曾经是省委干训班里的支部书记，我是副书记。他马上叫人追。由于我熟悉地形，在小巷里钻来钻去就把他们甩掉了。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旧址

　　问：谈谈您和钱兴去重庆向南方局汇报的情况。

　　答：七九事件后，我们提出3条建议：第一，希望向中央报告七九事件发生以后广西党组织的情况，受到哪些破坏，哪些保存下来了，我们是怎样贯彻十六字方针的，怎么隐蔽精干、坚持斗争的，以便让中央放心。实际上，七九事件以后，因为在城市目标很大，容易暴露，广西党组织大多从城市转移到农村。第二，因为斗争很复杂，希望得到中央的指示；第三，请示南方局，以后我们怎么跟上级建立联系？

　　钱兴听了我们的建议后基本同意。他说，第一条，七九事件后广西党组织的情况已经报告中央；第二条，根据目前的形势，我们仍然坚持十六字方针；第三条，地下党组织不发生横向组织关系，以免一个地方出问题后，其他组织受到牵连。但是有重大问题会随时找你（指庄炎林）去传达中央的指示。适当的时候，你们到重庆直接向南方局汇报。

　　后来，确实需要去南方局汇报广西的情况了，我和钱兴就从昭平县黄姚出发。出发之前，我们还安排了一下沿途的工作，从桂东到桂东南，再到桂中、桂西，一路考察咱们组织的情况。到了桂东南，听到一个不好的消息，那就是起义失败了，牺牲了好多同志，包括副书记王长（音）。因为形势有变，所以我们一路检查工作，又一路部署。

　　当时我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去部署工作呢？因为我是省委的交通员。南委事件后，电台已经不通了，地下党在各地的组织不了解情况，因此，我的任务就是传达上级指示，部署工作。我去各地部署工作的时候，知道不仅有日军的封锁，还有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形势非常危险。黄姚镇有一个《广西日报》，实际上由我们地下党掌握着，张希诚（音）他们在那里。到黄姚后，我从《广西日报》弄了两捆报纸和一个推销员的证件。后来，在路上曾被拦住，我说我们是《广西日报》的推销员。国民党不相信，把东西扣住，然后打电话给王阳（音）。王阳证明我们是推销员，我们才成功脱险。

　　此时，因为豫湘桂战役还在打，我们也不认识路，就找到一个从前线回来的姓朱的人给我们带路。朱某在我被国民党扣住以后怕得不行，对我说：“回去吧，前面就是共产党的地方，再往前走，被扣住就没命了。”我就做他的工作：“你这次要不去，我的任务无法完成啊。我们先回去，明天一早就走，抄小路，再爬山过去。”朱某被我说服了。后来，我们还是被国民党的哨兵发现，他们一路追赶。到了国共交界的地方，他们没追上，就开枪。对面听到有人开枪，知道有人过来了，也开枪，把哨兵打伤了，我们才跑过去，完成了任务。

　　我们去重庆的路费紧缺，没办法，一路上只有靠两条腿走路，也不敢坐公共汽车。一直走到贵阳，碰到我父亲的朋友陈边生（音），凑了一些钱，我们才从贵阳开始，搭一段车又走一段路，最后到了重庆。

　　到重庆后怎么办呢？怎么找南方局？又不能直接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去，这样很危险。我事先找人问了一下情况，才知道抗战已经胜利，我父亲到上海去了，“双十协定”签了，毛泽东回延安了。因为从广西到重庆，路程很长，我们从9月走到11月中旬。但我姑姑还在重庆，她住在重庆李子坝，张兆汉也住那里。我找到张兆汉，那时他的关系已经转到南方局，是左洪涛（第4战区长官张发奎的秘书，地下党员）转的。张兆汉找了夏衍，后来跟龙飞虎接上关系，联系上了南方局组织部。对方告诉我们：别着急，会安排你们过来的。于是，我们又等了一段时间。

　　我们不能直接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去的原因，就是周围都有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与南方局联系上以后，他们先让其他同志把情况给我们作了介绍，联系好怎么去，派车来接我们。事先约好在哪里上车，然后转到另外的地方去汇报工作，最后才到红岩村。那时形势很危险。

　　到南方局后，首先接待我们的是荣高棠、钱瑛、王若飞。在红岩村，我们住了一二十天，分别写汇报、写报告。我和钱兴在红岩村的时候，好像住在二楼。后来我的关系转到董必武那里，董必武直接领导我，我汇报了广西的情况。当时准备成立香港局，董必武又把我的关系转给了刘林义。

　　经过审查，南方局给我们的评价是：在南委遭受破坏、广西党组织遭受部分破坏以后，还高举红旗，坚持斗争，保存力量，有所发展，干得不错。南方局对广西省工委的评价很高，是王若飞代表周恩来转达的。

　　在重庆的时候，我们多次见到周恩来。他指示我们，最要紧的是，要组织革命力量准备对付反革命力量。他说，“双十协定”虽然签订了，但蒋介石可能执行，也可能不执行，不执行的可能性更大，所以要做最坏的准备。并指示我们回去后怎么开展斗争，还发给我们回去的路费。周恩来说，国民党政府很快要搬到南京去，下次你们就不要到重庆来了，到南京、上海去。你们两个人来一个人就行了。就这样，我们又回到广西，贯彻周恩来的指示精神。

　　后来，与周恩来更多的接触还是在上海。他曾经说：“对你们广西党组织，我们是肯定了。”

　　口述 | 庄炎林

　　记录整理 | 刘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