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废待举，周恩来身兼国务院总理和外交部部长，日理万机。自1946年离渝赴宁，一路为和平民主建国而四处奔波，但周恩来一直心系重庆，心系红岩。

　　在周恩来光辉灿烂的革命生涯中，重庆岁月占据着重要部分。从1955年到1965年，周恩来4次重返故地，留下新的历史佳话。

　　周公馆故事多

　　1955年4月7日，在重庆白市驿机场，一架中国民航的苏制伊尔-14缓缓降落。随着机舱门打开，人们惊奇地看到，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副总理陈毅一起，笑容满面地走出来。

　　周恩来、陈毅此行是率中国代表团出席4月18日—24日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的亚非国家首脑会议，途经重庆作短暂停留。这是重庆解放后，周恩来第一次回到山城。

　　周恩来一行下机后，下榻在重庆市委一号院。他关切地向当地负责人询问重庆解放后几年的发展和变化。

　　下午两点半，周恩来和随行人员来到距市委一号院200米左右的曾家岩50号周公馆。周公馆，位于现重庆市渝中区中山四路，是一座两进院、三层高的建筑。抗战时期，这里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在城内的主要办公地点，南方局文委、妇女组、外事组、军事组等均设于此。

　　这时，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当周恩来和随行人员步行来到周公馆门前时，竟然吃了“闭门羹”——周公馆的钥匙被市委工作人员拿走了，无法进门。周恩来一行只能在旁边的派出所等候。周恩来坐在派出所接待群众的一条黑漆长凳上，向随行人员讲述抗战时期在周公馆的生活和工作情况。

　　在等候过程中，工作人员建议：请总理上二楼所长办公室休息。周恩来摆摆手，说不用了。不久钥匙送来了，周恩来一行才缓步走进周公馆。

　　漫步上上下下十几间房间，物是人非，往事如潮水般涌上周恩来的心头。在一楼的会议室，周恩来曾在这里会见重庆各界人士。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在一楼会客室举行茶话会，分几次会见张瑞芳、白杨、秦怡、金山、石羽、吴祖光、舒绣文、盛家伦、唐瑜等重庆戏剧界人士。周恩来还专门向毛泽东介绍说：“这是我替你在重庆结交的朋友。”毛泽东向大家道辛苦，说为了进步的、革命的戏剧事业，你们是有功绩的。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1月17日，周恩来得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番号，“革职”叶挺后，当即向国民党代表张冲提出强烈质问和严重抗议。就在会客室外面的电话里，周恩来痛斥国民政府军委会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当夜，周恩来更在红岩挥笔写下那首千古题词，刊登在次日的《新华日报》上。

　　在周公馆的食堂里，周恩来曾亲自挽袖下厨，做了一道家乡名菜“红烧狮子头”，宴请重庆文艺界的朋友们。也是在周公馆，周恩来参加苏联驻华大使馆的宴会因喝酒而晚归，第二天受到邓颖超的严肃批评。他自己也主动反思，多次在党的生活会上态度诚恳地专门作检讨。

　　1946年离渝东迁前夜，周恩来在周公馆两次接受《大公报》青年记者曾敏之的采访。回望8年重庆岁月，他深情感慨：“重庆真是一个谈判的城市。”曾敏之随后以《谈判生涯老了周恩来》为题发表长篇专访，先后发表在重庆《新生代》周刊和上海《文萃》周刊，在当时产生了巨大轰动。

　　周公馆的往事数不胜数，直到下午6点多钟，周恩来才依依不舍地从周公馆走出来。这时，抗战时期与周公馆比邻而居的一位老大娘注意到他。她凝神一看，差点跳起来：“是周总理，是周总理！”很快，门口就聚集了街坊邻居和闻讯而来的群众。大家兴奋地拥过来，热情地鼓掌。

　　周恩来示意警卫人员不要强行阻拦群众，并亲切地挥手向大家致意。一位佩戴红领巾的小学生兴奋地走到周恩来跟前，甜甜地喊了一声：“周爷爷好！” 周恩来亲切地蹲下身体，抚摸着他的头，开心地说：“小朋友好，小朋友好！”这珍贵的历史瞬间被身边的人员拍下。

　　晚上，周恩来等人在市委小礼堂观看了《秋江》《评雪辨踪》《五台会兄》《白蛇传》等川剧表演。表演结束后，周恩来和陈毅对艺术家的精湛表演表示赞扬，并上台向全体演职员表示感谢。

　　此次重庆之行，周恩来身肩重任，只能作一天短暂停留。第二天一大早，就离开重庆前往昆明，由那里转机前往万隆参加亚非会议。

　　初春回到虎头岩

　　1957年2月，一天上午，重庆化龙桥虎头岩《新华日报》总馆旧址大门前，人头攒动，大家翘首以待。一会儿，远远地看见一行人向旧址走来，走在前面的正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紧跟其后的是副总理贺龙、重庆市长任白戈等人。

　　周恩来、贺龙此行，是率中国政府代表团于1月7日—2月5日对欧亚11国进行正式访问后回国，2月8日由昆明到重庆，决定休整几天，再回北京。

1957年2月，周恩来与贺龙在红岩村

　　回渝这几天，周恩来又开始故地重游。第一站，便是《新华日报》总馆旧址。抗战时期，在《新华日报》长达九年一个月又十八天的日子里，周恩来的名字与《新华日报》紧紧相连。可以说，周恩来不仅是《新华日报》的缔造者、组织者和领导者，更是《新华日报》的核心和灵魂。

　　此时的《新华日报》总馆旧址属于重庆度量衡厂，房舍住着厂里的40多户职工。一大早，厂区的工作人员就在门口等候，期盼总理到来。周恩来到了门口，向大家招手示意，点头微笑，随后走进报馆大门。

　　尽管旧址房舍已另作他用，但还保持着原貌，沿坡地前后是三幢一楼一底穿斗结构的瓦房和两排平房。周恩来非常兴奋地参观当年工作的地方，并给贺龙等人作讲解。

　　当走到左边一间平房时，周恩来介绍说，这是当年报馆的印刷部和排字房。重庆大轰炸期间，从城里原印刷所废墟中将机器抢运到磁器口乡下高峰寺临时印刷所，后又运来这里安装。

《新华日报》总馆旧址

　　周恩来突然想起什么，问身边的任白戈，当时报社撤走的时候很仓促，有一部分资料来不及带走，只好将一间屋的地板撬开，藏在地板下。不知道后来你们发现没有？任白戈答道，接到通知后，多次派人逐屋寻找，最后把所有地板都撬开，也没有找到。会不会报社撤走后，委托地下党的同志取走了呢？周恩来听了，点头表示有这种可能。

　　周恩来对旧址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十分熟悉，边走边给身边人逐一介绍。左边空坝上原来有一个食堂，无论是社长、总编、总经理还是一般职工，都在这里排队打饭，没有任何特殊待遇。同时这里也是报馆面积最大的房间，各种大型活动都在食堂举行。

　　周恩来指着面前一排平房当中的一间说，这是当年我跟报馆的领导同志研究问题的地方。说着情不自禁地走进去，突然又退出来了，原来房里住有职工。职工一眼认出是周总理，忙请总理进屋坐。周恩来亲切地与屋主握手，站着同他聊起家常。听到工人说一家人不愁吃穿时，周恩来微笑地点了点头。

　　从屋里走出来，周恩来站在报馆门前，指着对面坡上的山洞，介绍说这就是防空洞。当年日寇飞机对重庆进行狂轰滥炸，报馆的同志就在防空洞里办公，印刷报纸。这个防空洞是当时报馆工作人员自己动手挖建的。皖南事变后，刊有周恩来“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题词的《新华日报》，就在这个防空洞印刷。周恩来指着门外空坝子说，当年，我们《新华日报》创刊周年纪念会活动，都在这坝子上举行。

　　周恩来一行参观结束时已临近中午了。他招呼大家一起合影留念，还特意嘱咐摄影师将刚才那家屋主喊来。合影后，周恩来一行上车，前往红岩村继续参观。

　　红岩之行成追忆

　　1951年1月10日，周恩来率随行人员远赴莫斯科协助毛泽东与苏联领导人谈判。夫人邓颖超留在北京，主持全国妇联的工作，倍加忙碌。

　　1月18日晚，邓颖超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到西花厅，看到远在重庆红岩村的饶国模女士托女儿夏静带来的水仙花，深感“由衷地喜悦”。三天后，邓颖超在写给周恩来的长信里，详细地描绘了看到红岩水仙的心情：

　　花从重庆红岩来，又把我的脑思带回到重庆红岩去。三年红岩，一切往事萦绕脑际，历历如在目前，我的心情复杂，对花无言，半晌才迸出一句“百感交集”语。楚平复，快呼人换水来把花儿分插在两个花瓶中，以此来打破自己的万感心绪。可惜你没有在家，如果你在的话，你一定和我具有同感，而且是最能了解我的心情的人。没到过红岩的人，固不能了解。

　　为了让远在莫斯科的周恩来也能分享自己的喜悦，邓颖超写道：

　　可惜花儿不能久留待你归来。为此特寄三枝给你，到时水仙花想已干萎，但终是来自红岩土壤里的花，或能余香犹在吧。

　　于是，来自红岩土壤的普通水仙，从重庆红岩飞到了北京西花厅，又从北京西花厅飞到了苏联莫斯科。

　　正因为对红岩倾注了太多的情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四次踏上巴渝大地，其中两次重返红岩村。

　　1957年2月，周恩来第一次回到红岩村。利用在重庆休整的这几天，他看望了老朋友王同华（康心远夫人王棣华的胞妹，是邓颖超天津女师的校友）、康心远（著名爱国实业家）、重庆南开中学校长喻传鉴（周恩来在天津南开中学时的老师），与重庆工商联代表会面，视察西南师范学院、重庆钢铁公司，参观红岩村八办旧址和《新华日报》总馆旧址、白公馆和渣滓洞旧址等等。

　　这一天，周恩来、贺龙等人参观报馆旧址后，前往红岩村继续参观。当周恩来一行出现在红岩村时，立即被附近群众认出来，他们高兴地欢呼起来：“周总理来了！周总理来了！”听到欢呼声，红岩女主人饶国模拉着小孙子赶紧跑出来，迎了上去。

　　周恩来看到饶国模，非常高兴地说：“等一会儿，我到后山去会儿就转来看您。”饶国模赶紧回答：“那您就先去吧，我马上把茶泡好，转来喝点茶，歇会儿。”

　　重返这片土地，多少往事不由得涌上周恩来心头——

　　重庆大轰炸期间，在办事处大楼前，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日机轰炸后合影，以示“我们是炸不走”的。

　　红岩托儿所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工作之余经常来的地方。邓颖超喜欢“小乐天”（荣高棠之子），便自称为“大乐天”，周恩来则戏称自己是“赛乐天”。并作打油诗《题双乐天图》一首：“大乐天抱小乐天，嘻嘻哈哈乐一天。一天不见小乐天，一天想煞大乐天。”这首《题双乐天图》连同邓颖超怀抱“小乐天”的照片，后来被刊在南方局和办事处办的“红园”墙报上，在红岩传诵一时。

　　草房原是饶国模的大有农场员工栖身的场所，中共中央南方局在此举办过几期党员训练班，周恩来、董必武、博古、凯丰等南方局负责人曾在这间草房里给训练班的同志上课，作形势报告。

　　还有礼堂、菜地、篮球场、防空洞、水坝、老井等等，尤其走到“大有农场”的牌坊大门那棵黄葛树前，周恩来驻足良久。当年到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小路在这株黄葛树前一分为二，右边的一条向上通往办事处大楼，左边的一条向下通往抗战时期由国民党政府修建的国民参政会大楼。“走红岩，投八路，抬头先看黄桷（葛）树”，这株黄葛树，在风雨如晦的白色恐怖时期，成为人们寻访红岩的重要路标。

　　当时，常有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属各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前来红岩汇报请示工作，亦有不少社会人士往访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为了不让寻访红岩的人士走错路，饶国模专门安排农场的黄大娘在这棵黄葛树下摆了一个香烟茶水摊，遇有到办事处的人问路，就往上指。1946年的农历春节，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和南方局、办事处以及《新华日报》几十位同志会集到红岩村，在这棵大树下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镜头。

　　回忆往昔，周恩来在黄葛树下对随行人员说：“1946年，我在这里对大家说过，不要光看到目前的困难，我们一定会回来的，时间不会很长，五六年罢了！后来形势发展比预料的快，三年半时间，重庆就解放了。”

　　参观红岩旧址后，周恩来一行如约来到饶国模家中，与其品茶话家常，聊着无法忘却的往事，席间笑声不断，其乐融融。

　　当年周恩来在重庆组建中共中央南方局后，考虑到日机轰炸和市区房屋狭小、分散诸多不便等因素，委托中共川东地下党另找地方。经过一番实地勘察和了解，认为大有农场离市区较近，有利工作，便于防空。更重要的是，农场主人饶国模的3个子女先后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于是，周恩来派人以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名义，与她商谈房屋租赁合建事宜。饶国模不仅欣然应允，而且在条件上给予优惠。除此以外，饶国模还把磁器口高峰寺的果园拨出来，作为办事处疗养所；把小龙坎伏园寺的一块土地捐赠出来，修建墓地，安葬了黄文杰、李少石、周恩来父亲、邓颖超母亲等人。驻扎红岩的8年时间里，周恩来以及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与饶国模亲密无间，情同一家，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临走时，饶国模把几个剥掉皮的柚子让总理的工作人员带上。周恩来打趣说，这不是又吃又拿吗？饶国模说，这是带给邓大姐的，让她也尝尝。

　　周恩来第二次回到红岩村，时间是1965年9月。应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

　　9月24日上午，在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和夫人张茜陪同下，西哈努克亲王一行乘专机由成都到达重庆。下午，周恩来专程从北京飞抵重庆，欢迎西哈努克亲王。在周恩来、陈毅的陪同下，西哈努克亲王考察了重庆钢铁公司，并观看柬埔寨王国体育代表团足球队和重庆市足球队的一场足球友谊赛。

1965年9月25日，周恩来（左一）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参观红岩村

　　25日一大早，西哈努克亲王在周恩来、陈毅和任白戈的陪同下，来到红岩村，参观红岩革命纪念馆。怀着对中国的友好情谊，西哈努克亲王细心地一一参观了毛泽东的住室以及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办公室。参观完红岩村后，西哈努克亲王意犹未尽，又在中方陪同下，前往当时的重庆市工业展览馆，详细参观了解重庆市工业化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

　　随后，周恩来、陈毅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从潘家坪来到朝天门码头，10万群众夹道欢送贵宾。他们登上“江津”轮离开重庆，顺江而下，前往武汉访问。

　　而之前的1958年3月，周恩来乘坐“江峡”轮过荆江大堤考察三峡，曾来渝视察了狮子滩电站，又到北碚与西南俄文专科学校师生交谈。这是总理第三次回到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