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晓红,生于1909年,原名罗素同,祖籍广东顺德。1928年6月在厦门参加革命,在福建省委秘书处工作,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至1935年2月,在上海中央局沪东区委宣传部、上海国际远东情报局、上海中央局秘书处工作。1935年2月,在上海被捕入狱,后经保释出狱。1937年9月至1941年3月,在上海妇女慰劳分会、上海江苏省委秘书处、上海女青年夜校和劳工部先后任教员、党支部书记、上海职委妇委书记。1941年3月至1943年6月,在中央驻港澳办事处工作。1943年至1946年在中央代表团任渝、宁、沪统战工作委员会组员。1946年7月至1948年10月,在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工作。1948年10月至1951年7月进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学习。1951年8月至1952年3月,任上海市委宣传部教育处副处长。1952年4月至1955年6月,先后任全国妇联办公厅秘书、国际工作部秘书。1955年6月,任全国妇联主席蔡畅的秘书。1980年1月离休。2010年4月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
罗晓红
问:请您介绍一下自己早期的革命经历。
答:我出生于广东顺德。父亲是康梁派,反对满清,我从小接受孙中山爱国主义思想的教育。
1928年6月,经张采真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福建省委机关担任刻钢板、写标语传单等工作。1929年9月,我到上海,在中央宣传部材料科剪报纸(收集报纸情报)。1930年4 月,王明主持中央工作,精简人员,我便到上海工厂做工,同时秘密做群众工作。
1933年1月,临时中央政治局撤退到江西苏区,随后上海成立中央局,我在上海中央局的刊物《捷报》工作。1935年2月19日,第三届上海中央局遭到破坏,这次被捕的有36人,我在其中。大家先被关在法租界,后被引渡到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经党组织营救,我于1937年9月23日出狱。不久,上海办事处的黄杰同我接上关系,但组织关系没接。有一段时间,我在何香凝领导的机构工作,一起工作的还有廖梦醒、许广平等人。
问:您曾亲历1942年“香港大营救”,请谈谈事件的经过。
答:1937年11月13日,上海沦陷前夕,刘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找我谈话,恢复了我的组织关系。我重新回到党的怀抱,在江苏省委秘书处跑交通。1941年3月,我到了香港,在中共中央交通处驻港澳办事处工作,由刘少文(驻港澳办事处处长,罗晓红丈夫)领导。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被日军占领,日本侵略者残酷屠杀中国人,激起爱国进步人士的抗议。由于担心日本人对在港进步人士下毒手,党中央和南方局多次给廖承志、刘少文发电报,要他们布置工作,迅速营救有关人员到安全的地方。当时,在港进步人士有好几百人,情况很复杂。我协助刘少文,主要做联络工作。
香港元朗十八乡大塘村杨家祠,是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的广九大队武工队设立的重要交通站
战争时期,有一段时间,我们躲在防空洞里。香港的防空洞在山中,很大,好像一条“地下长城”。我们的人,分散在防空洞里,难得见面。我跟龚饮冰、吴雪之、蔡楚生及机要行的同志在一起,吃饭就到防空洞附近的一所小学。校长是我们的同志,地下党员。由于大家分散隐匿,一次,少文让我去找廖承志,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他。就这样,少文同廖承志接上了关系。
营救在港的文化界人士、民主人士,并将他们疏散撤离到后方,这项工作很艰巨、很复杂,是在党中央和南方局的领导下,由党的各级组织有步骤、有计划地配合完成的。沿着疏散路线,有的同志经九龙来到我们的秘密联络站;有的同志走湛江,经广州湾、广西、贵州到重庆;还有的同志向东江游击区转移……不管走哪条路线,沿途都布置了安排接应的交通线、联络站。
这次秘密营救,历时200多天,行程数万里,遍及10余省市。我党在财力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耗资巨大,成功转移出宋庆龄、邹韬奋、胡绳等七八百人,还帮助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的夫人上官德贤、南京市市长马超俊的夫人以及一批国际友人脱险。这次行动,是我党在抗战时期组织的最伟大的一次抢救工作,充分体现了党组织的协同合作精神。
问:您在重庆主要从事什么工作?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情?
答: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形势日渐恶化。刘少文完成营救工作后,于1942年10月,奉党的指示,从香港到了重庆,我则到了澳门。澳门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是李少石,当时我住在他家。
1943年6月,我与李少石、刘澄清等6人从澳门来到重庆红岩村,我被分到南方局妇女组。妇女组的成员有邓颖超、张晓梅、卢瑾(黄柳玲)。卢瑾要去广西上学,我就接替她的工作。妇女组由邓大姐直接领导,她不在重庆时,由张晓梅负责。邓大姐、张晓梅负责联系上层人士,如史良、曹孟君、倪斐君、李德全、郑瑛等。我的公开身份是《新华日报》副刊“妇女之路”的编辑、记者,主要做下层人士的统战工作。
党在国民党的机关、企事业单位也安排了我们的同志,比如宋美龄任指导长的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及下属幼儿园、中苏友好协会、生活书店、南开中学、民生航运公司等单位。这些同志大多是抗战初期的战地服务团、抗日宣传队、抗日剧团、抗日歌咏队的成员,中共党员。我记得,有一位同志名叫冯光灌,因工作出色,宋美龄还奖励了她一张印有蒋介石头像的奖状。
我和联络对象经常单线联系,一般在马路、咖啡馆接头,交换材料。他们来曾家岩,都是单独前往。来了以后就做“新娘子”(同志们把到曾家岩50号或到红岩村当作“回娘家”),关在屋里,学习文件和汇报工作,接受党的指示。第二天,趁天还没亮,就从曾家岩院内一处隐蔽的防空洞悄然离开。如果有人暴露了,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党组织会马上将其送到解放区。
1945年11月26日,董必武出席联合国会议回国后在重庆南温泉和办事处同志合影,一排右一为罗晓红
南方局妇女组做统战工作,主要通过国统区合法的组织机构和节日活动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中共七大召开后,我党针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提出战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策,并在《新华日报》全文登载,广为散发。1946年的三八妇女节,重庆各界妇女联合会在体育场举行纪念会,宋庆龄、邓大姐参加会议并讲话。妇女组的同志也去了,随身带着《新华日报》,准备散发宣传。可是,我们遭到把守会场大门的国民党特务粗暴阻拦,他们抢过报纸,扔在地下,用大皮靴使劲踩。我们与其展开抢夺,但寡不敌众,报纸被抢走。特务不甘心,不许我们留在会场,我们被迫退席。
问:您还记得哪些情景?
答:我白天在曾家岩50号周公馆工作,晚上回红岩村。周公馆底楼是行政事务办公室、会客室,二楼是机关人员的办公场所。我在三楼,先后与龚澎、陈舜瑶同一间办公室,隔壁是陈家康、徐克立,最里面是李少石的办公室。
周公(周恩来)非常忙碌。那时候,虽然大家工作、生活在一起,但也不常看到他,只有在招待统一战线的朋友、记者或者开汇报会时,大家才聚集在会客室。汇报会的内容很广泛,尤其是每当收到来自党中央的新政策或毛主席新发表的文章,周公都要组织大家学习,并安排在《新华日报》上全文刊载。我们学习后,再向各自的联系对象口头传达党的声音。同时,也要搜集同志、群众的意见,以及党员执行任务的进展,在会上作汇报。参加汇报会的都是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各工作组的同志,大家倾听各方面的意见,互相交流。汇报会通常开得很久,有时到晚上12点。结束后,周公就给党中央写报告,汇报国统区的同志、朋友对党的政策的意见和建议。
2001年,罗晓红(右)在北京寓所
口述丨罗晓红
记录整理丨张正霞 陈以中 周孙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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