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宁，原名穆文华，1925年4月出生，河北省无极县人。1942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2月，随抗大二分校附中奔赴延安。1943年5月，进入陇东合川县抗大七分校学习，担任班长、排长、分队长。1945年6月，调到延安中共中央机要科译电组，担任译电员。1946年1月，与中央机要科的程浩结婚后，随中共代表团赴重庆，担任与中央联络的机要译电员。1946年5月，她与程浩跟随中共代表团赴南京，继续担任机要译电员。同年11月，受周恩来派遣，与程浩一起随中共上海局领导钱瑛赴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49年6月，与程浩受中央组织部调遣，到北平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处机要科任译电员。1953年8月，受中央统战部派遣到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研究班学习，1956年7月毕业。1956年8月，调中共中央办公厅档案局档案处工作，曾任代处长。1970年1月，与程浩调新疆自治区革委会档案处工作，任处长。1980年3月，与程浩一同调北京，在中共中央统战部档案室从事档案管理工作，司局级。1983年离休。

丁宁 程浩

　　问：当年您是怎样从延安到重庆的？

　　答：1945年6月，我从甘肃陇东抗大七分校调到延安中共中央机要处。学习三个月后，被分配到机要科译电组，担任译电员。那时，机要处处长是李质忠，机要科科长是程浩（陈慧连）。大家熟悉以后，一天，李质忠问我：“陈慧连要调走了，你们结婚吧。”我说：“我俩什么也没说过，怎么就结婚呀？”李质忠说：“回去考虑考虑吧。”

　　之后，我认真考虑了此事。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1946 年1月12日，经组织部批准，我和程浩结婚了，中央机要处为我们举行了简单而热闹的婚礼。这一年程浩23岁，我21岁。

青年时期的丁宁、程浩

　　结婚前，组织部原打算派程浩和我去北平工作，但情况发生了变化。原来，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成立后，因工作特殊，只要男同志，不要女同志。军调部非常希望程浩能去，他是负责晋绥战区的译电员，熟悉情况。只是我们刚结婚，就面临分离，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时，周副主席从重庆回延安汇报工作，他提出：“我用一个换两个如何？程浩夫妇跟我去重庆中共代表团，我这边去一个单身的。”叶剑英与军调部同意了。

　　临行前，考虑到国统区工作的复杂性，我丈夫改名程浩，我改名丁宁。

　　1946年1月29日，周副主席带领我们一行18人乘坐美国飞机，从延安出发赴重庆。

南方局机要科的同志们正在进行理论学习

　　问：王若飞、邓发、叶挺等人从重庆回延安，您记得临别时的情景吗？

　　答：1946年4月8日，中共代表团就国共谈判中关于部队整编等重要事项，必须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王若飞、秦邦宪、邓发、叶挺一家等13人，准备搭乘美方飞机回去。

　　我当时已怀孕，要到医院检查身体，因顺路，邓大姐让我搭乘送同志们去机场的车。那是一辆卡车，上面放了不少行李，同志们就坐在行李上。王若飞主动招呼我坐下，并嘱咐我要多保重。车开动后，王若飞谈兴很高，他讲自己在苏联留学的事情；讲在狱中如何与敌人斗争，如何把特务打了一顿；讲他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的情景；还讲到他的夫人李培之及儿子毛毛（王兴）。我入神地听着，心里更加敬重他。

　　快到机场时，一旁的邓发提醒道：“小丁，快到机场了，你跟我们回延安呀？”大家被逗笑了。我说：“邓校长，这会儿叫我回延安就好了，我真想回延安呢！”邓发在延安时曾任中央党校校长，我习惯称他邓校长。

　　分别时，大家紧紧握手，依依不舍。王若飞说：“小丁，延安见，下次见面接着给你讲。”邓发挥着手说：“小鬼，放宽心，延安再见。”我走到小扬眉跟前，安慰她说：“这次有你父母陪同，坐飞机不怕了。”叶挺出狱那天，曾给同志们发了糖果，趁此机会，我对他也表示感谢：“叶将军，你给的糖真好吃。”

　　不承想，飞机失事，同志们全部罹难。那天，是中共代表团成员最黑暗的日子。晚饭，大家都没吃。夜晚，人人难以入眠。

　　问：您与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原型一起战斗过？

　　答：1946年11月，国民党召开一手包办的伪“国大”，国共关系破裂，和谈失败。周副主席派我和程浩去中共上海局，继续从事译电工作。

　　1947年1月，我和程浩由中共上海局派遣到台湾建立秘密电台。我化名李冰玉，程浩化名邵祥云。8月，因保护人被捕，上海局通知我和程浩返回上海。

　　我俩仍然从事机要工作。程浩负责译制党中央来往电报，我带着孩子，隐蔽性强，担任机要交通。在白区工作，为了安全起见，都是单线联系。程浩这条线的工作流程是：李白（原名李华初，曾用名李朴，化名李霞、李静安。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李侠的原型人物）收电后，交程浩译电；上海给党中央的情报，经程浩译成电码后，送到李白电台和秦鸿钧电台发往中央。中间互相传送电码，单线联系，不固定传送，以防万一有人被捕，暴露组织。我和李白的妻子裘慧英是单线联系传送人，接头地点大多在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门口，距离李白住所黄渡路107弄15号不远。

　　1948年12月29日深夜，李白被捕，程浩和我并不知道李白电台已被破坏。第二天，正是我与裘慧英接头的日子，地点是虹口公园。我们的接头暗号：右手捏右耳的下垂。

　　清晨，我按时来到虹口公园，慢慢地朝接头地点走去，并警惕地观察着周围，仔细寻找“右手捏右耳下垂”的人。接头时间越来越近，却没见到接头人。我有些不安，转身往回走，隐约觉得有人跟踪，但不敢多看，而是加快脚步，东拐西绕地回了家。

　　一连三天，我都早早来到虹口公园，却始终不见交通员。但最后这天，出现了意外。

　　我在接头地点附近走来走去，不时地看表，这个时间逛公园的人很少，加上时局不稳，平时也很少有人出来闲逛。我假装漫不经心地打量着过往行人，总觉得附近有双眼睛盯着我。我心里有点不安，嘴里哼着戏文，慢悠悠地往公园外走去。果然，发现不远处有人跟着。我加快步伐，那人也快步跟上。我慢下来，那人也慢下来。我想坏了，被特务跟上了，一定要甩掉他。如果我不能在规定时间回家，程浩一定知道出事了，他们会立刻转移。最坏的结果，即使自己被抓，也不能连累其他同志。想到此，我定下心神，快步往电车站跑去，特务也飞奔过来。等他快到跟前时，车站已有许多人，这时我突然一个转身，与特务打个对脸。我揪住他，喊道：“流氓，耍流氓呀！”等车的人涌了过来，特务被突如其来的行动给闹蒙了，脚步也踉跄起来。人们开始推推搡搡，喊叫着：“光天化日，好大胆。瘪三，打流氓呀！”特务被围起来，只得使劲挣脱，往人群外挤。可围观的人很多，他挤不出去。这时电车到站，顺着上上下下的乘客，我赶快挤上车。特务还没缓过劲来，电车就已经开走了。

　　我有意多坐了几站才下车，确定无人跟踪，再换车回家。我冲到屋里，看到刘长胜（时任中共上海局副书记）正跟程浩说话，他们一直在等我。

　　听完事情经过，刘长胜说：“李白同志一定是被捕了，他太太也一定受到特务的监视。现在看来，李冰玉同志应当马上转移。”。

　　随后，我和程浩又搬家了。

　　“文革”中，裘慧英受到冲击，有人污蔑她在1948年12月29日深夜被捕后叛变，到北京找我外调。那时，我也受到批判，但我坚定地对调查人员说：“你们不了解当时的情况，裘慧英没有被捕，更没有叛变，我可以证明。”

　　我为裘慧英写了一份证明：“裘慧英同志没有被捕，更没有叛变，是坚定的中共地下党党员。当年是我与她接头。”

　　问：上海解放前夕，您冒险出城送情报，请讲一下事情的经过。

　　答：1949年3月，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对全城实行宵禁，进出城区的人必须接受严格盘查。大街上，每天都有共产党人遇害。

　　3月17日，上海局秘密电台所在地遭国民党特务破坏，报务员秦鸣钧、联系电台的张困斋（张承宗之弟）先后被捕牺牲。党中央和华东局非常关心上海地下党，指示刘长胜、张承宗等人撤退。但二人认为，解放军渡江战役即将打响，上海地下党工作繁重，任务紧迫，决定妥善隐蔽，留沪指挥。

　　刘长胜与程浩商量，将党中央的电报和情报尽快送往南京。另外，为南京地下党组织带去经费，建立地下电台。程浩提议：“此次任务紧急重大，还是派我爱人去吧。一来李冰玉是经过白区工作考验的老同志，对敌斗争胆大心细；二来她对党忠诚，周副主席和邓大姐及钱瑛大姐都了解她。”

　　刘长胜同意了。当天晚上，程浩向我谈了组织的决定：“这次任务重大，不宜单独行动，组织上派庄佩林与你一起走，有事也好商量。另外，上海局派庄佩林到南京地下组织从事译电工作，你要负责教会她。”我一口答应：“你放心。”

　　如何出城？程浩想了一个办法，他说：“你带上小敏（二儿子），把密码、情报用油纸布包好，塞进他的尿布里，至于金条……”我灵机一动，抢过话头：“我缝进呢子大衣的垫肩里吧。”

　　3月19日清晨，我俩仔细检查了准备工作。临行时，程浩又嘱咐：“万一出事，采取紧急措施，毁掉尿布，拼死保守党的机密。”

　　我抱着小敏，带着庄佩林来到上海火车站。站岗的宪兵斜着眼上下打量我们，我拿出组织上事先准备的地址递给宪兵，又打开小敏的小被子，故作夸张地对庄佩林说：“你看，我说在车上换一次尿布，你说不用，瞧，屎都出来了。”

　　庄佩林也假意抱怨：“谁让你没完没了地给他喂吃的，小孩子是直肠子，那还不是吃了就拉嘛。”

　　宪兵一听，捂着鼻子，连地址也顾不上看，急忙打发我们走。我们走进车站，直到瞧不见站口的宪兵，才长舒一口气。

　　4月7日中午，我们闯过一道道关卡，终于顺利到达南京。

1949年4月，丁宁（右）与庄佩林在南京玄武湖合影

　　问：您带着孩子出色完成任务，程浩对此如何看？

　　答：我丈夫程浩曾给予了中肯的评价：“李冰玉同志冒险从上海往南京送情报，是为了转移，也是迫不得已。当时南京、上海的国民党反动政权马上就要失败，一片白色恐怖，革命者每天都在流血。中共上海局为了与三野司令部、南京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想了许多办法都不成功。当时有地下交通共计5人，因为责任重大，必须非常可靠，这样的人找不到。换句话说，就是有人怕死，不敢去，在革命的紧要关头，成了软骨头。李冰玉同志冒险出城是九死一生，如果敌人搜出了密电码和情报，3人都得牺牲。李冰玉同志勇敢地接受了任务，是一位经受了生死考验的共产党人。”

　　1949年6月4日，我们一家在解放后的南京相聚。

　　第二天早上，司令部来人，通知程浩到二野司令部看中央给他发来的电报。电报是童小鹏发的，内容是：速来北平，到组织部报到，工作、学习。

　　据童小鹏说，这是周副主席亲自布置的。

　　口述丨丁宁

　　记录整理丨张正霞 陈以中 周孙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