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圣化，1922年10月出生于四川省铜梁县（今重庆市铜梁区）。1936年9月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庆救国会，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重庆高工校党支部书记等职务。1939年4月，刘圣化受中共中央南方局委派做母亲饶国模的工作，将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迁入红岩村自家农场。1939年7月，随周恩来到延安，先后在“青训班”“军委工程学校”“延安军事学院”“抗大总校”任学员、教员、支部书记、区队长等职。抗战胜利后，调晋绥野战军司令部任机关党总支书记、机要秘书，参加了文水、绥远、包头、大同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圣化参加组织修建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后历任铁道部第二工程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兼总工程师，贵阳铁路局局长兼贵阳铁道学院院长，第三铁路工程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等职务。1978年9月，调任西南交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1983年，调任北方交通大学党委书记，1985年9月离休。2009年6月2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刘圣化

　　问：您是何时入党的？

　　答：一二九运动爆发后，1936年初，重庆建立了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学联）。我的表姐饶友瑚，是学联最早的一批领导人之一。经人介绍，我于1936年9月参加了学联。后经中央组织部明确规定，凡是参加救国会的就是参加了革命。所以，我参加革命的时间是1936年9月。

　　1938年初，漆鲁鱼恢复党籍，建立党组织。另外，我的一位叔伯二哥，叫刘文化。他和我的舅舅饶作宾（饶友瑚的父亲）是中央特科派赴四川的特派员。1938年1月，刘文化在重庆建立了中共江巴特支，任特支书记。

　　1937年，我家住在曾家岩的知还山庄，一个很大的公馆里。我母亲（饶国模）跟我父亲关系不好，父亲把房子给了母亲。以后，家里把知还山庄卖了，在红岩村修的房子。我家大概是1938年暑期从曾家岩搬到红岩村的。住曾家岩的时候，我们已开始组织家庭读书会，有10多个同学参加。读书会里都是进步青年，在这个基础上，刘文化于1938年1月介绍我在内共4人入党，在草房（红岩村）举行仪式。在白纸上画了一个镰刀斧头，然后宣誓入党。

在红岩村，同志们自力更生，开荒种地

　　问：您当时归谁领导呢？

　　答：那时候，我是重庆高工校的学生，我在学校发展党员，一共发展了5名。我们6人成立了党支部，我任党支部书记。这一时期，有两位同志曾经领导我。一位是重庆高工校的老师，叫黄蜀澄。他后来做过沙磁区的党支部书记、沙磁区区委书记、万县中心县委书记，1947年在川西被捕，次年牺牲。此时黄蜀澄还有一个身份，代表重庆救国会领导高工校学联。我是高工校学联的积极分子。1938年3月，我们召开全体大会，大家的组织关系第一次在内部公开了，以前都是单线联系。大会上，我被选为重庆市学联总干事会的总干事。总干事会成员中，我能记得名字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重庆二女师的李佩柔，还有一个就是后来当了叛徒的刘国定。刘国定当时是巴县农业学校的学生。以后，我开过几次总干事会，地点都在李佩柔的家里。4月，漆鲁鱼以重庆救国会的身份到了南温泉。黄蜀澄领着我去见漆鲁鱼，汇报学生运动的情况。那时候，我们发展了很多群众组织。

　　另外一位，就是刘文化。他是中共江巴特支书记，我是高工校的党支部书记，我归江巴特支管，向他汇报工作。他还给我写秘密信，用普通信纸，在背面用米汤写字。读信时，拿碘酒一擦，能看出字迹。

　　1938年1月初，延安派人来了，廖志高到了重庆，任川东特委兼重庆市委书记。

　　问：您是怎样认识八路军驻渝通讯处处长周怡的？

　　答：1938年5月，一天晚上，我找黄蜀澄汇报学联的工作，他提出要介绍我入党。我说自己是党员，我们有党支部。他很惊讶。两个星期以后，他找到我说：“有人要我介绍你去谈一下，他是机房街八路军驻渝通讯处处长，叫周怡。你参加党组织的情况，可以和他谈。他是八路军公开的代表，是共产党公开的代表，你放心，什么都可以谈。”

　　随后，我去了八路军驻渝通讯处。大门上挂有牌子，白底黑字，全称是“国民革命军十八集团军驻渝通讯处”。周怡穿着军装，没有带手枪。见了面，我说，黄老师叫我来谈话。他说是。我提到中共江巴特支，周怡问我，组织江巴特支的是什么人？江巴特支都有哪些人？等我介绍完了，周怡又说，你那个叔伯二哥刘文化，我们已经联系上了。过去由于党组织刚恢复，各个地方还没有办法完全统一起来，现在跟你的关系谈好了，江巴特支由现在的重庆市委接手，以后你归黄老师领导，不再跟刘文化发生关系。至于刘文化，我们也有安排。

　　这是我跟周怡的第一次见面，他解决了我们的党组织关系。

　　问：您是如何与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接上关系的？

　　答：1938年6月，我刚归黄蜀澄领导不久，有一天，他对我说，有个人要见你，你以后可能要归他领导了。黄告诉我接头的时间、地点，还有接头暗号等，到时候，我手中拿《新蜀报》，对方拿《中央日报》。

　　那是一个礼拜天，我来到重庆中央公园，按事先约好的，两人就接上头了。坐下后，来人问了一些问题，然后说，我姓廖，你叫我老廖吧。以后你的工作由我来安排，（你的）学校党支部书记（职务）就交给别人。我提了一个和我同年级的同学名字。他说，好！你交给他，高工校党的工作你一般不参加，不露面，你直接归我领导，至于工作，到时候再告诉你。

　　1938年暑假，廖志高给我安排了新的工作——领导沙磁区的两个党支部，一个是磁器口炼钢厂，一个是国民党军政部的制呢厂，我任支部书记。就这样，我的上头归老廖领导，我下头领导两个党支部。每两个礼拜，我跟廖志高碰一次头，地点通常都在小茶馆。泡一杯茶，两个人谈，谈完之后各走各的。就这样，廖志高领导我大概好几个月的时间。

　　问：请谈谈廖志高上红岩考察的情况。

　　答：1939年3月1日，刚开学不久，重庆高工校的党支部书记朱真俊通知我，今天是礼拜天，上级党组织要来人讲党课，我们找不到地方上课，就商量到你家。那次来了八九个党员。我母亲住二楼，那里有一间客厅。随后，讲课人来了，是廖志高。老廖领导我，跟我很熟。但朱真俊不知道这个情况，老廖跟我是单线联系，学校党组织也不知道。老廖讲了不到两个钟头，结束后，按照秘密工作的规定，党员一个一个地走，而不是一窝蜂地出去。老廖没走，留到最后。他跟我说，我到你家里看一看。

　　为什么党课地点会选在我家呢？因为老廖知道我家住在郊外，环境偏僻、幽静，想借上党课的机会前来考察。事先他已了解到，我哥哥（刘参化）在南开中学任地下党支部书记，我姐姐（刘纯化）在重庆市妇女委员会工作，我们姐弟三人都是党员，而我母亲是中国共产党的同情者。

　　这是廖志高第一次上红岩。我领着他到处转。看了以后，他郑重地向我交待了任务：重庆面临日机轰炸的威胁，为了安全起见，首先要把几个领导同志尽快地隐蔽到你家来住，其次要考虑在红岩建造八路军办事处的房屋。他说，过几天办事处的周怡会来找你。

　　问：请谈谈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搬到红岩时的情况。

　　答：大概是1939年3月底，周怡来红岩找我。交谈以后，我介绍他跟我母亲认识，他提出来的要求，我母亲满口应承。不久，周怡领着钱之光来红岩看地方，通过周怡的介绍，我认识了钱之光。

　　4月，先到我家居住的是董必武和爱人何莲芝，凯丰和爱人廖似光，还有博古。董老夫妇和八路军一个警卫连住在一栋草房内。博古住三楼，跟我住一个屋，我把床让给他，我睡地板。凯丰夫妇则住一楼。他们在红岩继续进行南方局的领导工作。此后，周恩来、邓颖超也常来这里一起研究工作。

　　5月3日和4日，重庆遭遇日机的狂轰滥炸，机房街八路军办事处办公地点也被炸毁。5月3日这一天，我哥哥恰好也在家，我们还爬到山头上观看，只见日本飞机在天上扔炸弹，地面上又是探灯，又是高射炮。晚些时候，办事处来人了，同志们连夜转移到红岩，那一晚我基本上没睡觉。第二天，原来的房子不够用，还搭起临时棚房。

正在修建中的南方局、办事处机关大楼

　　问：南方局在红岩开办党员干部训练班，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答：“五三”“五四”日机大轰炸，促使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和中共中央南方局在房屋未建成的情况下搬到了红岩村。不久，就开办了党员干部训练班，我和哥哥参加了学习。

　　就在后来作为篮球场的院子里，周恩来为大家作关于抗战形势的报告，讲抗日进入相持阶段的一些特点，我们的对策是什么，等等。除此之外，董老讲党的建设，凯丰讲马列主义，博古讲中国革命问题，邓颖超讲妇女工作，蒋南翔（当时叫余莫文）讲青年工作，黄文杰讲秘密工作，这些都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比如，董老讲到正确路线，就拿一张白纸画了图，指着上面说，这是“左”倾路线，这是右倾路线。他问中间路线在哪儿？我们答不出来，他说，在正确和错误之间是中间路线。博古口才非常好，他讲课，现场有速记员作记录。第二天，速记员整理出文章，大家传着看。黄文杰讲的秘密工作，就是对党员进行气节教育，共产党员任何时候不能暴露党的机密，任何时候要讲党性。他说，秘密工作的纪律，不应该知道就不要知道，不该打听的不要打听，知道秘密之后，对任何人都不能讲，包括兄弟姐妹、父母、夫妻，都不能讲。他讲得非常深刻。

同志们在红岩村篮球场上做工间操

　　训练班有十来个人，最多时有十四五个人。一张长桌子，他们讲课，我们围桌子一圈，坐着听，并记笔记。

　　训练班结束后，1939年7月左右，我跟随周恩来、邓颖超，还有七八个地下党员去了陕北。我走的时候，位于红岩村的八路军办事处大楼是否动工，我记不清楚了。但是已经筹划、设计，准备安排施工，这些情况我知道。

　　口述丨刘圣化

　　记录整理丨张正霞 陈以中 周孙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