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胡瑞英，1940年底在重庆红岩村经历了她生命中的一次重要转折，在这里，她由地下工作，回到党的怀抱，回到了革命的大家庭。

　　组建地下党支部

　　1933年，我母亲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女工夜校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后，受共青团组织派遣，她参加了由何香凝组织、胡兰畦任团长的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跟随罗卓英率领的国民党第十九集团军做战地服务工作。

　　当服务团从淞沪战场撤至南昌后，我母亲与在南昌筹建新四军的陈毅接上了关系。经陈毅与上海党团组织通电联系，新四军批准了我母亲等服务团的十名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接着，她们和服务团原有的共产党员任秀棠，组建了地下党支部，我母亲任支部书记，任秀棠和郑惠珍任支部委员。陈毅要求党支部直接与新四军办事处和八路军办事处联系，不要与地方党组织横向联络。

　　1938年8月，服务团随罗卓英部调防武汉后，我母亲和任秀棠专程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找邓颖超。邓颖超热情地接待了她们，并向她们介绍了湖北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钱瑛。

　　她们向邓颖超、钱瑛汇报完工作，反映了服务团的同志要求去延安的迫切心情。邓颖超说：“你们想去延安的心情我理解，但是共产党员干革命，目标要着眼全中国，不能都挤在延安。党中央要求共产党员站在抗日战争的前线，服务团的岗位就是前线，你们要战胜一切困难，坚持在友军工作。我们听到对服务团的反映很好，这就是你们的成绩，也是工作下去的有利条件。党要求你们要为实现抗战胜利而坚决奋斗。”

　　邓颖超还特地来到服务团住的旅馆，看望全体同志。临走时，她嘱咐支委的同志：党支部要注意国民党内部的亲日派，他们在暗中与日本勾结，散布抗日必亡的反动论调。服务团要加紧抗日宣传工作，鼓舞军民斗志，坚持抗战到底。

　　服务团党支部按照党的指示，坚持在罗卓英部工作。但在1939年后，国民党逐渐走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道路，服务团宣传抗日、发动民众的工作处处受到限制和刁难。

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撤到桂林后合影，二排左一为胡瑞英

　　1940年6月，服务团党支部派任秀棠到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请示李克农，要求撤出罗卓英部。李克农听了她的倾诉，立即批准了这一请求。在战地服务三周年纪念活动后，服务团党支部便率领党员、积极分子20多人撤离罗部，于11月到桂林待命。

　　到达桂林后，经李克农介绍，她们分头、分批地前往延安八路军和皖南新四军处，到革命队伍中继续抗战。

　　这时，由于西安到延安的路已被国民党严密封锁，大批人去延安很不安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只批准了我母亲及任秀棠、陈凯、尹峰四名同志经重庆去延安。为防目标太大，她们寻找机会，分别出发。

　　我母亲和在桂林救亡日报社工作的冯烨一同前往重庆。临行前，办事处的石磊再三叮嘱，要一路小心，并说她们的组织关系将电传给八路军重庆办事处。

　　我母亲和冯烨经广西柳州及贵州都匀、贵阳、遵义等地入川，于1940年12月底抵达重庆。

　　冒险寻找重庆办事处

　　这天，我母亲和冯烨冒着被特务监视的危险，来到红岩村。她们身穿旗袍，留着短发，手挽着手，沉着地朝前走。路边有些不三不四的人用凶恶的目光扫视她们，还有两个人指着她们说：“这是女八路，女八路。”她们装作没有听见，但心里却相当紧张。

　　这时，正好碰见一位佩戴“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臂章的战士出门到井边打水，她们喜出望外，急忙上前打招呼：“同志，我们是来找八路军办事处的，请你带我们进去。”这位战士迟疑了一下，看了看她俩，然后迅速将她们带进办事处院内。进了院门，她们不由得松了一口气，同声说道：“我们可回到家啦！”

当年的红岩招待所

　　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邓颖超亲切地拉着我母亲和冯烨的手，关切地询问一路上的情况，还说：“桂林把你们的组织关系转来了，一直不见你们来，我们很担心。现在形势很紧张，生怕你们在路上出事。”

　　邓颖超让她们住在办事处招待所，等候去延安的机会。在这里，她们一边读书读报，学习文件，一边翘首以待。

　　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1941年1月6日，国民党发动了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周恩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向国民党提出严正抗议，并在《新华日报》上刊登亲笔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1月13日，周恩来在办事处小礼堂向大家作了重要的形势报告，愤怒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阴谋制造皖南事变的真相，说明了新四军与之斗争的伤亡情况，并分析了当前紧张的政治形势。

　　同志们都义愤填膺，痛恨国民党反动派的卑鄙行为。大家在沉痛悼念新四军遇难同志的同时，更增强了对敌斗争的决心和勇气。我母亲更是想念那些去皖南的服务团战友，惦记她们的安危，心中默默祈祷。

　　过了两天，邓颖超找我母亲和冯烨谈话。她说，“国民党已经封锁了去延安的路，你们不能去延安了。办事处也要撤退，人员将要疏散到北碚。你俩也分散到北碚做地下工作吧。”

1959年，朱旦华（左）、邓颖超（中）、胡瑞英（右）合影

　　我母亲一听，连忙对邓颖超说：“我和冯烨都是江浙人，不会说四川话，在四川又没有社会关系，言语不通，不好掩护。而且我是从国民党军队撤下来的，恐怕有尾巴，对地下工作不利。”我母亲说：“我认识住在重庆的朝鲜义勇军总队的同志，我是否可以与他联系，跟他们去河南洛阳八路军办事处，再从那里转到延安？”

　　邓颖超觉得我母亲说得在理，于是同意她去找朝鲜义勇军。

　　一心一意赴延安

　　我母亲和冯烨在重庆郊区一个院子里找到了朝鲜义勇队金世日大队长和他的夫人，商谈跟随他们去洛阳的事。金世日答应了我母亲的请求，让她们装扮成朝鲜人，并约好出发的时间和地点。

　　我母亲将联系结果向邓颖超作了汇报。邓颖超叮嘱：“你们装作朝鲜人，一定要少说话，千万不能被国民党发现。一路上行军要小心，提高警惕，注意安全。”邓颖超说：“你们的组织关系会直接转到八路军洛阳办事处。”

　　当时，国民党特务已将办事处包围，邓颖超为了我母亲和冯烨能安全转移，特派周恩来的小汽车把她们送到了朝天门码头。下车后，她们随即登上渡船前往江北，到朝鲜义勇队报到。这时，服务团的陈凯也来到朝鲜义勇队总部和她们会合。三人穿上朝鲜族服装，装扮停当后，开始向洛阳进发。

1986年河北师大80华诞，邓颖超（左三）接见学校原党委副书记冯烨（左二）

　　朝鲜义勇队先是乘轮船到湖北巴东，在巴东下船后，为避开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他们不走大路，而是经由鄂西山区进入豫西。我母亲等人夹在朝鲜义勇队战士中间，每天行军六七十里路。一路上，她们学会了几句朝鲜话，学唱了几首朝鲜歌。两个多月后，她们随义勇队步行数千里，到达了八路军洛阳办事处。

　　在洛阳等待了一段时间后，她们又随文正一率领的朝鲜义勇军开始行军，于1941年9月到达河北涉县赤岸129师师部。之后，她们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麻田，受到了朱德总司令和康克清的接见。罗瑞卿主任告诉她们：“洛阳的电报早已收到，你们如今安全到达，我就放心了。”

　　一个多月后，我母亲仍不死心，一心想去延安。于是，她跟着去延安培训的山东大队，穿越敌人的封锁线，经过120师师部，终于在1942年1月12日顺利抵达延安。

　　我母亲从桂林到延安，经历了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其间，在红岩村的那段时光，令她难以忘怀。邓颖超对她的关怀，她一辈子记在心底。

　　作者：罗解难 罗江南

　　音频：羊洋 陈煜忻 廖馨意

　　编辑：杨洋 王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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